第三卷 乾纲独断:帝国扩张与权力重构(656—666)
永徽六年的废王立武,不是权力斗争的终点,而是新一轮政治洗牌的起点。改元显庆之后,李治正式从“守成之君”走向“实权帝王”:他以雷霆手段清洗了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顾命集团,彻底终结了西魏以来门阀世家垄断中枢的百年格局;同时以帝国雄厚的国力为支撑,启动了一轮横跨东西的大规模扩张——西灭西突厥,东平百济,北定铁勒,将大唐的疆域推向前所未有的顶峰。
这十年是唐高宗时代的“高光十年”。内政上,《姓氏录》重构门第秩序,科举制持续扩容,寒门士人大量涌入朝堂,官僚体系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新陈代谢;军事上,苏定方、契苾何力、刘仁轨等名将辈出,唐军铁骑横扫中亚、踏足朝鲜半岛,帝国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抵咸海之滨,北越贝加尔湖,南至中南半岛,达到了李唐王朝的地理极盛。
也是在这一时期,李治的风疾之症开始反复发作,武则天逐渐从后宫走向前朝,从“皇后”转向“政治合伙人”。麟德二年的泰山封禅,武则天以皇后身份行亚献之礼,正式走上了帝国的前台。“二圣临朝”的格局悄然成型,为后续的权力演变埋下了伏笔。
第一章 清洗元舅:关陇门阀的终局
一、秋后算账:褚遂良与韩瑗的末路
显庆元年(656年)正月,李治废黜原太子李忠,改立武则天长子、年仅四岁的代王李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显庆。
改元的背后,是政治风向的彻底转向。废王立武的胜利,让李治牢牢掌握了朝政的主动权,但他并未就此收手。长孙无忌集团依然盘踞在朝堂核心,褚遂良、韩瑗、来济、柳奭等人虽遭打压,却仍居高位,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对李治而言,只要关陇集团的核心力量还在,皇权就始终面临威胁。
清洗是从外围开始的。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褚遂良。永徽六年废后之争最激烈时,褚遂良当庭叩头流血,以辞官逼宫,是顾命集团里最激进的反对者。废王立武尘埃落定后,李治立刻将他贬为潭州都督,赶出了京城。
显庆二年,许敬宗、李义府秉承帝后之意,进一步诬告褚遂良与韩瑗、来济等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很快,褚遂良再贬桂州都督,从湖南一路贬到了广西。同年年底,朝廷又以“潜谋不轨”的罪名,将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爱州位于今天的越南清化,是当时大唐疆域最南端的蛮荒之地。
年逾六十的褚遂良拖着病体远赴岭南,心中自知无望。他曾上书李治,回忆自己当年力挺晋王登基、辅佐新君的往事,哀求皇帝怜悯,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显庆三年,褚遂良在爱州郁郁而终,享年六十三岁。
紧随褚遂良之后倒下的,是韩瑗与来济。
显庆二年,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因曾极力反对废后、替褚遂良求情,被以“朋比为奸”的罪名双双贬出京城:韩瑗贬振州刺史(今海南三亚),来济贬台州刺史(今浙江临海),并勒令终身不得入朝觐见。两年后韩瑗病逝于振州,朝廷仍未放过他,长孙无忌案发后,他被追削官爵,子孙流放岭南。
来济的结局更为悲壮。显庆五年,他转任庭州刺史,镇守西域边境。龙朔二年(662年),西突厥进犯庭州,来济亲自率军迎敌。他对部下说:“吾尝挂刑网,蒙赦性命,当以身塞责。”说罢披甲上阵,冲入敌阵,最终战死沙场,以身殉国。李治得知后,追赠他为楚州刺史,算是给了这位贞观老臣最后的体面。
至此,永徽年间的七位宰相,或死或贬,长孙无忌在朝堂的羽翼被逐一剪除。曾经遍布三省的关陇势力,只剩下长孙无忌这位光杆司令,孤零零地站在太尉的高位上。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下一个,就是长孙无忌。
二、朋党案起: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
显庆四年(659年),一场由洛阳人李奉节告发的“韦季方朋党案”,最终成了扳倒长孙无忌的导火索。
韦季方当时担任太子洗马,是东宫的中层官员,因涉嫌与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被交付许敬宗审理。许敬宗深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严刑逼供,刻意将案子往长孙无忌身上引,逼迫韦季方攀扯长孙无忌。
韦季方起初不肯认罪,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拔刀自杀,却没能死成。许敬宗便借题发挥,向李治奏报:“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韦季方想和长孙无忌一起陷害忠良,让大权重归长孙无忌手中,伺机谋反,现在事情败露,所以才畏罪自杀。
这份奏报,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构陷。长孙无忌位极人臣三十余年,又是皇帝的亲舅舅,根本没有谋反的动机与必要。但许敬宗清楚,皇帝要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一个能名正言顺除掉长孙无忌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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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接到奏报后的反应,极具表演性。
他先是大吃一惊,说:“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怎么会有这种事?舅舅被小人挑拨,对我有点疑心是有的,怎么会谋反呢?
许敬宗立刻接话:“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
李治当场流下眼泪,叹息道:“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
这番君臣对答,像一场心照不宣的双簧。李治没有下令核查证据,也没有召长孙无忌进京对质,只是顺着许敬宗的话,坐实了“谋反”的基调。他从未想过要给舅舅辩解的机会——从房遗爱案中吴王李恪冤死的那天起,这对甥舅之间就只剩下权力的博弈,再无半分亲情。
许敬宗趁热打铁,举了汉文帝诛杀舅舅薄昭的例子,劝李治当机立断:“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
李治最终“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结论。他甚至没有亲自召见长孙无忌询问,只下诏削去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与封邑,贬为扬州都督,安置于黔州(今重庆彭水),按一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表面上保留了礼遇,实则是软禁流放。
曾经的凌烟阁第一功臣、大唐开国元勋、两朝顾命大臣,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逐出了权力中心。
三、元舅之死:皇权对门阀的终极清算
长孙无忌被流放黔州后,清算并未停止。
显庆四年七月,李治命李积、许敬宗等人重新复核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缢。
史书记载,袁公瑜到黔州后,向长孙无忌宣读了朝廷的旨意,逼他了断。长孙无忌看着眼前的使者,知道自己已无生路。这位执掌大唐朝政二十余年的关陇领袖,最终用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长孙无忌死后,朝廷下诏追削其官爵,抄没家产,子孙近亲属尽数除名,流放岭南为奴。他的儿子长孙冲,娶了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也被削官流放,最终死于岭南;堂兄弟长孙铨、长孙祥等人,或被处死,或被流放,长孙氏一族就此衰败。
借着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又顺势攀扯,将关陇集团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
- 已故的褚遂良、韩瑗被追夺官爵,子孙流放;
- 柳奭(王皇后舅舅,前宰相)被处斩,子孙除名;
- 长孙氏、柳氏、褚氏三大关陇望族,连同其姻亲、门生故吏,牵连被贬杀者数十家;
- 于志宁因在废后之争中保持中立,也被以“党附无忌”的罪名免去宰相之职,贬为荣州刺史。
这场清洗的规模与烈度,远超当年的房遗爱案。
如果说房遗爱案是长孙无忌借皇权清除异己,那么长孙无忌案就是李治借武则天与寒门官僚之手,彻底清算了关陇门阀的核心力量。西魏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以来,掌控北方政权近两百年的关陇集团,经此一役,核心家族尽数凋零,再也无法形成足以对抗皇权的政治力量。
后世常有评论,认为长孙无忌之死是武则天构陷的结果,李治是被蒙蔽的傀儡。这显然低估了李治的政治意志。
没有皇帝的默许与授意,许敬宗绝不敢动当朝太尉、皇帝亲舅;没有李治的最终拍板,长孙无忌不可能未经审讯便被逼自缢。从头到尾,李治都是这场清洗的主导者,武则天与许敬宗只是他手中的刀。
他要的从来不是舅舅的性命,而是关陇集团垄断了百年的权力。只有打碎这张门阀世家织就的权力网,皇权才能真正至高无上;只有打破门第的壁垒,帝国的官僚体系才能注入新鲜血液,迎来更广阔的格局。
长孙无忌的死,是一个时代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自此以后,皇帝不再需要与门阀共治天下。李治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成为贞观之后第二位完全掌控帝国权柄的大唐天子。
四、关陇集团崩塌的历史意义
长孙无忌的倒台,不是简单的君臣反目,而是中古中国政治结构的一次关键转型。
从西魏宇文泰设立八柱国开始,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便牢牢掌控着政权核心。北周代魏、隋代北周、唐代隋,三次改朝换代本质上都是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更迭,皇权始终与门阀共享天下。皇帝既是天下共主,也是关陇集团的盟主,重大决策必须获得核心家族的支持才能推行。
李世民时代,虽然大力推行科举、提拔寒门,但关陇集团依然是朝堂的中坚力量。长孙无忌、宇文士及、杜如晦、高士廉等核心重臣,大多出自关陇或其联姻家族。贞观末年的储位之争,本质上也是关陇集团在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继承人。
而李治通过废王立武与长孙无忌案,第一次以皇权的力量,将关陇集团从权力中枢彻底剥离。他打破了“皇帝与士族共治”的旧格局,建立了“皇权独尊、官僚行政”的新模式。此后的宰相,无论出身寒门还是士族,都只是皇帝的雇员,不再是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门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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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伴的,是“关中本位政策”的逐步瓦解。
此前,大唐的政治、军事、经济重心都在关中,国策优先保障关陇地区的利益。关陇集团失势后,帝国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关中,而是面向整个东亚大陆。东部的洛阳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江南的经济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边疆的扩张不再以守护关中为唯一目标,而是追求更广阔的帝国秩序。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比单纯的疆域扩张影响更为深远。它为大唐从“关中王朝”走向“世界性帝国”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全面繁荣扫清了制度障碍。
第二章 朝堂重构:寒门崛起与制度革新
一、《姓氏录》:重塑门第秩序
清洗关陇集团只是第一步,想要彻底瓦解门阀的社会根基,还需要重塑整个社会的门第标准。
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命高士廉等人编修《氏族志》,本意是抬高李唐皇室的地位,打压山东旧士族。但高士廉最初仍将山东崔氏列为第一等,惹得李世民大为不满,最终强行将皇族李姓列为第一,外戚次之,崔氏降为第三。即便如此,《氏族志》依然以传统门阀为主体,评判标准侧重“郡望”与“家世渊源”,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并未受到根本动摇。
显庆四年,在武则天的提议下,李治下诏改修《姓氏录》,由礼部郎中孔志约等人主持编修,许敬宗总领其事。
这部新的姓氏谱牒,与《氏族志》有着本质的区别:
- 以官品为唯一标准:“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只要在本朝做到五品以上官员,无论出身士族还是寒门,无论祖上有无门第,都可以列入士族行列。军功致五品者,同样入选。
- 彻底打破旧门第:传统的郡望、家世不再是评判标准。很多靠军功起家的寒门武将、靠科举入仕的寒门文官,第一次进入了“士族”名录;而很多没有当朝高官的旧门阀子弟,则被剔除出士族行列。
- 武氏位列第一等:皇后武氏家族被列为第一等,与皇族李氏并列,从官方层面确立了武氏的门第地位。
《姓氏录》颁布后,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
传统门阀士族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它将兵卒、胥吏都纳入士族,拉低了士族的门槛,是对门第传统的亵渎,私下里称其为“勋格”——只看官品和功勋的榜单,算什么氏族志。很多旧士族子弟宁愿不做官,也不愿被收录进《姓氏录》。
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姓氏录》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它第一次从官方层面否定了“血统决定一切”的门阀逻辑,将社会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出身”转向了“事功”。只要有能力、有军功、能做官,寒门子弟也能跻身士族;祖上再显赫,当朝没有官位,也会被时代淘汰。
这与李治的用人思路高度契合:他不需要依仗门第的世家子弟,需要的是有能力、忠于皇权的官僚。《姓氏录》的推行,从社会观念上为寒门崛起扫清了障碍,也让更多底层士人看到了上升的希望,愿意为帝国效力。
二、科举扩容: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
与《姓氏录》相配套的,是科举制度的持续发展与扩容。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与制举:常举每年举行,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科目;制举由皇帝临时下诏开设,选拔特殊人才。贞观年间,科举取士规模很小,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十余人,且录取者多为士族子弟,科举只是入仕途径之一,门阀子弟更多靠门荫入仕。
李治即位后,尤其是显庆年间,开始有意识地扩大科举规模,提高进士科的地位:
1. 增加录取人数:显庆之后,每年进士录取人数从贞观时期的十余人,逐步提升到二十至三十人,录取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明经科录取人数更多,为基层官僚体系补充了大量人才。
2. 提升进士科地位:进士科侧重诗赋与时务策,更考验考生的才华与理政能力,逐渐成为最受尊崇的科目,“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观念开始形成。
3. 制举频繁开设:李治在位期间,先后开设了八科举、英才杰出科、经明行修科等数十种制举科目,不限出身,不限资历,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应试,选拔了一大批特殊人才。
4. 打破门第限制:寒门子弟应试的门槛不断降低,只要地方官举荐,便可赴京赶考。越来越多的寒门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改变了朝堂官员的出身结构。
显庆四年,李治还下诏改革吏部铨选制度,针对“承荫子弟多不称职”的问题,严格了门荫入仕的考核标准,要求门荫子弟必须通过经学、律法考试才能正式授官,避免了无能的世家子弟直接占据高位。
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
永徽年间,宰相还多是关陇士族出身;到了显庆后期,许敬宗(江南士族)、李义府(寒门)、刘祥道(普通士族)、窦德玄(没落士族)等先后拜相,宰相班子的出身日益多元,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或集团能垄断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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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科举制的发展,让皇权获得了独立的人才选拔渠道。皇帝不再依赖门阀举荐人才,而是通过科举直接选拔忠于自己的官员。这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的独立性,让官僚体系真正成为皇权的延伸,而不是门阀的工具。
三、宰相班子的洗牌:君权的绝对掌控
清洗长孙无忌集团后,李治对宰相班子进行了彻底重构。
显庆年间的核心宰相,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帝后心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他们是废王立武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清洗关陇集团的主要执行者,深得李治与武则天的信任。许敬宗从礼部尚书一路升为右相,执掌中书省;李义府从中书舍人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核心决策层成员。
第二类是元老重臣,以李积为代表。李积在废王立武中站在了皇帝一边,因此得以保留相位,进封司空,成为军方在朝堂的代表。他为人低调,从不结党,只忠于皇帝,是李治平衡朝局的重要棋子。
第三类是专业型官僚,以刘祥道、窦德玄、乐彦玮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出身普通士族或寒门,凭借才干与资历逐步升迁,熟悉政务,品行端正,不参与党争,是帝国行政体系的中坚力量。
这套宰相班子,与永徽年间的顾命宰相班子有着本质区别:
- 永徽宰相以关陇门阀为核心,有共同的家族利益与政治立场,容易形成合力对抗皇权;
- 显庆宰相出身各异,利益不同,互相制衡,最终都必须依附于皇帝才能保持权位。
李治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掌握了宰相的任免权与朝政的最终决策权。宰相们不再是能和皇帝“共治天下”的门阀代表,而是皇帝的高级幕僚与执行者。
为了进一步分割相权,李治还对政事堂制度进行了调整。他增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任命频率,让更多中低级官员进入宰相班子,稀释少数核心宰相的权力。宰相人数从永徽初年的六七人,增加到了十余人,决策更加分散,皇权更加集中。
终李治一朝,无论宰相如何更迭,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即便是后来武则天权势日盛,宰相的任免最终也必须由李治点头。所谓“李治是武则天傀儡”的说法,在显庆、麟德年间完全不成立——此时的武则天,还只是李治的政治助手与盟友,远未达到能操控皇帝的地步。
四、李义府之败:帝后之间的权力平衡
显庆年间的宰相里,李义府的兴衰最能体现李治对权力的掌控力。
李义府出身寒门,靠文采入仕,因率先上书支持废王立武,被李治破格提拔,一路官至中书令,封河间郡公。掌权之后,李义府恃宠而骄,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气焰十分嚣张。他公开卖官,“自余官司选授,皆属价而行”,只要给钱就能做官;他还纵容家人为非作歹,强行霸占他人产业,朝中官员敢怒不敢言。
更出格的是,李义府为了壮大自己的家族,竟然私自篡改《氏族志》,将自己的家族列入望族,还逼迫很多旧士族与他通婚。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吏治,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
李治对此心知肚明。他之所以一直容忍李义府,一方面是因为李义府确实是帝后心腹,办事得力;另一方面,也是借李义府之手打击旧士族,推进朝堂洗牌。但当李义府的贪腐与专权威胁到吏治稳定时,李治便不再手软。
龙朔三年(663年),李义府因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怨望诽谤等多项罪名,被李治下诏除名,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他的儿子、女婿也尽数被免官流放,家产全部抄没。
李义府倒台后,朝野上下一片欢呼,百姓拍手称快,称其为“诛巨蠹”。武则天虽与李义府私交甚好,却始终没有出面求情——她清楚,这是皇帝的决定,触碰了皇权的底线,谁也保不住。
李义府的败落,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所有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即便是帝后心腹,只要逾越了规矩,威胁到了帝国的统治秩序,皇帝随时可以收回一切。
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依附,而是双向的合作与制衡。李治需要武则天的政治才干与女性身份,来打破旧格局、处理繁杂政务;武则天则需要李治的授权,才能获得权力与地位。她的一切权力都源于皇权,只要李治愿意,随时可以将她打回原形。
这种帝后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贯穿了李治执政的中后期。
第三章 西定突厥:中亚版图的极盛
一、贺鲁之乱的终局:苏定方西征
内政上完成权力重构的同时,李治在军事上也开启了新一轮的扩张。第一个目标,就是西域的西突厥阿史那贺鲁。
阿史那贺鲁原本是西突厥的部落首领,贞观年间归附唐朝,被李世民任命为瑶池都督,协助唐军管理西突厥各部。李世民去世后,贺鲁觉得新君年轻可欺,便逐渐生出异心。永徽二年,他正式举兵反叛,击败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自立为沙钵罗可汗,统一了西突厥十姓部落,拥兵数十万,公然与唐朝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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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鲁叛乱后,先后攻破庭州、蒲类县,杀死唐朝官员,西域震动。李治曾先后派梁建方、契苾何力、程知节率军西征,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却始终没能彻底平定叛乱。显庆二年,李治下定决心,要一举解决西突厥问题。他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唐军主力,从北道西征;同时任命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从南道进军,招抚西突厥各部。
苏定方是唐初被严重低估的名将。他早年曾跟随窦建德、刘黑闼,归唐后沉寂多年,直到永徽年间才重新被启用。程知节西征时,苏定方任前军总管,曾率五百骑兵直捣敌营,大败西突厥四万大军,立下赫赫战功。李治慧眼识珠,认定他是能平定西域的帅才,破格将他提拔为行军大总管。
这一年,苏定方已经六十五岁。老将出马,依旧锐不可当。
唐军从金山(今阿尔泰山)以北进军,首先击破了西突厥处木昆部,其首领懒独禄率一万余帐归降。苏定方对降众善加安抚,从中征调一千骑兵随军出征,继续向西挺进。
很快,唐军便在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西岸,与贺鲁的十万主力大军遭遇。
当时苏定方麾下的唐军主力只有一万余人,加上新归附的突厥骑兵,总兵力不到两万,敌我力量悬殊。贺鲁见唐军兵少,十分轻视,下令全军从四面包围,企图一举全歼唐军。
面对强敌,苏定方临危不乱。他下令步兵占据南面的高地,结成密集的长枪阵,持矛向外;自己亲率骑兵,在北面的平原列阵,等待战机。
西突厥骑兵先后三次向唐军步兵阵地发起冲锋,都被严阵以待的长枪阵击退,死伤惨重,阵型大乱。苏定方抓住战机,亲率骑兵从高地俯冲而下,直冲敌军中军。西突厥军阵瞬间崩溃,贺鲁带头向西逃窜。
这一战,唐军追击三十里,斩杀俘获数万人,大获全胜。
二、擒贺鲁:西突厥汗国的覆灭
曳咥河大捷后,苏定方不给贺鲁任何喘息的机会,率军连夜追击。
此时正值隆冬,西域天降大雪,平地积雪深达二尺。军中很多将领请求等雪停了再追,苏定方却说:“贺鲁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渐逃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举也!”
他下令全军踏雪西进,昼夜兼程,沿途收拢西突厥的残部与降众,一路直抵贺鲁的牙帐所在地双河(今新疆博乐一带)。
贺鲁果然以为唐军不可能在大雪天进军,正带着部下打猎休整,毫无防备。苏定方趁其不备,下令全军突袭,再次大破贺鲁军,斩杀俘获数万人,缴获了贺鲁的可汗鼓纛。
贺鲁带着残兵败将继续向西逃窜,打算投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苏定方派副将萧嗣业率骑兵紧追不舍。贺鲁一路逃到石国西北的苏咄城,人马疲惫,派人带着珍宝进城买马,想借路继续西逃。
石国城主伊涅达干假意迎接,将贺鲁诱入城中,随即关闭城门,将贺鲁父子擒获,交给了赶来的萧嗣业。
至此,猖獗十余年的阿史那贺鲁之乱,被苏定方彻底平定。西突厥汗国正式灭亡,其领地全部归入大唐版图。
显庆三年二月,苏定方押解贺鲁回到长安,在昭陵与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李治登楼接受俘虏,历数贺鲁的罪状后,又遵照李世民的怀柔传统,赦免了他的死罪,将他软禁在长安。
平定西突厥,是唐高宗时代军事上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它意味着大唐不仅继承了李世民时代的西域霸权,更进一步将统治深入到了中亚腹地。李世民时代,西域的西突厥只是臣服于唐朝,保留了自己的汗国体系;而李治时代,则彻底灭亡了西突厥汗国,将其土地直接纳入唐朝的州县体系管辖。
为了管理西突厥故地,李治在西域设立了两大都护府:
- 蒙池都护府:管辖碎叶川以西的五弩失毕部,任命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蒙池都护;
- 昆陵都护府:管辖碎叶川以东的五咄陆部,任命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昆陵都护。
两大都护府之下,又分设了数十个都督府与州,任命当地的突厥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唐朝的西部疆域,由此拓展到了咸海之滨,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大部、阿富汗全境,以及伊朗东部,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西部疆域的极盛之一。
三、安西四镇与西域治理体系
灭亡西突厥后,李治进一步完善了西域的治理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巩固安西四镇的军事布局。
安西四镇,指的是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座西域重镇,是唐军在西域的核心军事据点。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征服龟兹后,初步设立了四镇,但因西突厥反复叛乱,四镇时废时立,并不稳固。
显庆三年,李治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迁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正式确立了龟兹作为西域军政中心的地位。随后,他在四镇驻扎常备军,修筑堡垒,开通驿路,将四镇打造为控制西域的四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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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四镇的战略价值极高:
- 龟兹位于天山南麓的核心地带,是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坐镇龟兹,便可掌控天山南路的绿洲诸国;
- 疏勒位于葱岭脚下,是通往中亚的门户,扼守着丝绸之路的西出口;
-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连接着青藏高原与西域;
- 焉耆靠近西州,是安西都护府与内地联系的咽喉要道。
以安西四镇为支点,以安西都护府为核心,以蒙池、昆陵两大都护府为外围,唐朝构建了一套层次分明、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理体系。这套体系既有军事威慑,又有羁縻怀柔,既尊重当地部落的自治权,又确保了唐朝的宗主权与军事存在。
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李治还下令在西域各地设立驿馆与烽燧,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中亚。商旅往来,只要持有唐朝的公验,便可在沿途得到补给与保护。沉寂多年的丝绸之路,在显庆年间迎来了新的繁荣。中亚的商人、僧侣、使者沿着丝路络绎不绝地前往长安,大唐的丝绸、瓷器、茶叶则源源不断地输往西亚与欧洲。
西域的稳定与繁荣,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更让大唐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到了中亚腹地。很多中亚国家纷纷遣使朝贡,接受唐朝的册封,以获得唐朝的保护与通商的便利。大唐的国际地位,在李治手中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葱岭以西:大唐声威达于中亚
平定西突厥之后,唐朝的兵威并未止步于葱岭。显庆年间,唐军继续向西、向南拓展势力,将葱岭以西的众多国家纳入羁縻统治。
显庆四年,葱岭以西的思结阙俟斤都曼,勾结疏勒、朱俱波、喝般陀三国反叛,攻破于阗,阻断了丝绸之路南道。李治再次任命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军西征。
苏定方挑选一万精锐步兵、三千骑兵,一日一夜强行军三百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达都曼的驻地。都曼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大败而归,退保马头川城。苏定方率军围城,四面攻打,都曼走投无路,只得开城投降。
苏定方押解都曼回到长安,李治在乾阳殿接受献俘。有大臣请求依法处死都曼,苏定方求情说:“臣已谕陛下之意,许以不死,故都曼出降。愿丐其余命。”李治点头应允,赦免了都曼的死罪。
此战之后,葱岭以西诸国震恐,纷纷归附唐朝。唐朝在当地设立了鸟飞州、至拔州等多个羁縻都督府,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境内。
龙朔元年(661年),吐火罗、罽宾、波斯等十六国遣使入朝,请求内附。李治下令在其地设置十六个都督府,下辖八十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全部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其中,波斯都督府设立在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是唐朝疆域最西端的行政机构。
至此,唐朝的西部疆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东起玉门关,西至咸海与伊朗高原东部,北抵阿尔泰山,南达兴都库什山脉,东西跨度四千余里,涵盖了整个中亚东部与南部。
这不仅是李唐王朝西部疆域的顶点,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西部所能达到的最远控制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在中亚的统治,并非靠武力强行征服,更多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文化吸引力,让各国自愿归附。唐朝不干涉各国内政,只负责维持地区秩序、保障丝路安全,各国只需名义上臣服,定期朝贡,便能获得唐朝的军事保护与通商权益。
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羁縻体系,让大唐在短短十余年间,便建立起了一个横跨东亚与中亚的庞大秩序圈。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李治的战略决断与知人善任,离不开苏定方等名将的浴血奋战,更离不开贞观以来积累的雄厚国力。
第四章 东征海东:百济灭亡与白江口惊雷
一、新罗求援:海东格局的破局点
西部疆域达到极盛的同时,李治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朝鲜半岛。
当时的朝鲜半岛,处于三国鼎立的局面:北部是高句丽,南部西侧是百济,南侧是新罗。三国之间征战不休,其中高句丽实力最强,占据着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一直是唐朝的东北大患;百济与高句丽结盟,共同攻打新罗;新罗则依附唐朝,多次遣使入朝,请求支援。
李世民晚年曾御驾亲征高句丽,虽然攻占了十余座城池,歼灭了大量高句丽军队,却没能一举灭国,最终因寒冬撤军。这成了李世民晚年的一大遗憾。
李治即位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高句丽的经略。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不再强行正面强攻,而是采取“先弱后强、分而治之”的战略:先联合新罗,灭掉百济,斩断高句丽的右臂;再从南北两路夹击,最终灭亡高句丽。
显庆五年(660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百济在高句丽的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接连攻占三十余座城池,新罗危在旦夕。新罗国王金春秋紧急遣使赴长安,向唐朝求救,恳请大唐出兵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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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立刻召集朝臣商议。多数朝臣支持出兵,认为这是平定海东的绝佳时机;也有少数人反对,认为西部战事刚结束,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不宜再启战端。
李治最终力排众议,决定出兵。他很清楚,百济虽小,却是高句丽的重要盟友。灭掉百济,就能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前进基地,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同时,也能遏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巩固大唐在东亚的宗主国地位。
显庆五年三月,李治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东征百济。同时,任命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军配合唐军作战。
这是苏定方继灭西突厥之后,再次挂帅出征。一年之内,先定西陲,再东征海,足以见得李治对这位老将的信任与器重。
二、跨海灭国:苏定方的百济之战
显庆五年八月,苏定方率唐军水师从成山(今山东荣成)渡海,横渡黄海,直抵百济西部的熊津江口。
百济军早已在熊津江口布防,凭借江岸地势,修筑栅栏,试图阻挡唐军登陆。苏定方下令唐军抢滩登陆,与百济军展开激战。唐军水师战斗力强悍,在战船的弓弩掩护下,先锋部队迅速冲上滩头,撕开了百济军的防线。后续大军源源不断地登陆,百济军抵挡不住,死伤数千人,全线溃败。
唐军乘胜追击,水陆并进,直扑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
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倾全国之兵,在都城外二十里列阵迎战。苏定方率军进击,一战大破百济军,斩杀一万余人,一路追至泗沘城下,将都城团团围住。
扶余义慈见大势已去,带着太子扶余隆连夜逃往北部边境的熊津城。次子扶余泰趁机自立为王,率众守城。
城中百姓与将士知道国王父子都跑了,扶余泰自立名不正言不顺,人心惶惶,很多人翻墙出城投降。苏定方趁机下令唐军猛攻,同时让士兵登上城头,竖起大唐旗帜。
扶余泰走投无路,只得开城投降。没过多久,扶余义慈、扶余隆也带着各地守军归降。
从出兵到灭国,唐军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立国六百余年的百济,就此灭亡。
苏定方押解扶余义慈等百济王族贵族五十八人,返回长安献俘。李治大喜,大赦天下,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下辖三十七州、二百五十县,任命当地的百济首领为刺史、县令,由唐朝派遣的熊津都督统一管辖。
灭百济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唐军十万大军渡海远征,精准登陆,速战速决,体现了极高的水师作战能力与后勤保障水平。这也证明,显庆年间的大唐,不仅拥有横扫大陆的陆军,也具备了强大的远洋投送能力。
灭亡百济,意味着唐朝成功在朝鲜半岛南部扎下了根,对高句丽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高句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三、百济复国与倭国介入
苏定方大军撤离后,百济的局势很快出现了反复。
百济的旧将鬼室福信与僧人道琛,不甘心国家灭亡,聚众占据周留城,起兵反唐。他们一方面收拢百济残部,一方面派人前往倭国(日本),迎接在倭国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继位,同时请求倭国出兵支援。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化改新之后的国力上升期,天智天皇执政,一直试图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建立自己的霸权。百济的求援,正中日本下怀。天智天皇决定出兵朝鲜半岛,扶持百济复国,以此对抗唐朝与新罗,争夺海东霸权。
龙朔元年(661年),日本先后派出数万军队,渡海进入朝鲜半岛,支援百济复国运动。得到日军支援的百济叛军声势大振,接连攻占多座城池,将唐军围困在熊津府城。
此时镇守熊津的,是唐军将领刘仁愿。他手下只有数千唐军,面对数万百济与日本联军,形势十分危急,连忙向朝廷告急。
李治接到急报后,立刻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率领王文度的部众,联合新罗军,前往熊津救援刘仁愿。
刘仁轨当时已经六十岁,此前只是文官,因事获罪,被免职随军。这是他第一次独立领军作战。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花甲之年的文官,会在朝鲜半岛打出一场名垂青史的大胜仗。
刘仁轨率军抵达熊津后,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先解了熊津之围,又攻破了百济军的多处营寨。鬼室福信退守真岘城,刘仁轨趁夜率军偷袭,一举攻克该城,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
就在战局僵持之时,百济内部发生了内讧。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与国王扶余丰互相猜忌,最终扶余丰杀死了鬼室福信。内乱之后,百济军实力大损,扶余丰只得再次向倭国求救,请求倭国派大军前来。
龙朔三年(663年),天智天皇任命庐原君臣为统帅,率领四万大军、一千余艘战船,渡海增援百济,企图一举消灭熊津的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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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方面,刘仁轨、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商议后,决定兵分水陆两路,直扑百济叛军的老巢周留城:刘仁愿、金法敏率陆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率唐军水师一百七十余艘战船,从熊津江顺流而下,在白江口与陆军会师。
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即将在白江口爆发。
四、白江口之战:东亚秩序的重塑
龙朔三年八月,刘仁轨率领的唐军水师,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日本水师主力遭遇。
当时的双方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日军有战船一千余艘,兵力四万余人;唐军只有战船一百七十余艘,兵力一万余人。日军战船数量是唐军的六倍,兵力是唐军的四倍。日军将领见唐军人少船少,十分轻敌,认为只要一拥而上,就能击溃唐军。
然而,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靠数量堆砌。
唐军的战船虽然数量少,但船体高大,设计精良,楼船、斗舰、走轲各司其职,攻防兼备;而日军的战船大多是小型船只,船体低矮,防护薄弱。更重要的是,唐军水师训练有素,战术成熟,而日军水师则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
八月二十七日,日军率先发起进攻,争先恐后地冲向唐军水师。
刘仁轨沉着指挥,令唐军战船变换阵型,左右两翼包抄,将日军战船夹在中间。唐军居高临下,弓弩齐发,日军战船矮小,士兵无处遮蔽,死伤惨重。日军试图突围,却被唐军战船牢牢困住,船只互相碰撞,阵型大乱。
第一天的战斗,日军接连发起四次冲锋,都被唐军击退,损失了数百艘战船。
第二天,日军整顿残兵,再次发起进攻。刘仁轨利用风向与水流,指挥唐军战船从两侧夹击,同时采用火攻战术,向日军战船发射火箭。
日军战船多为木质,又挤在一起,火借风势,迅速蔓延。一时间,海面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日军战船纷纷起火燃烧,士兵跳海逃生,溺死者不计其数。
《旧唐书》记载此战:“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日本书纪》也记载:“日本水师不利,将士溺死者众。”
白江口一战,唐军四战四捷,焚毁日军战船四百余艘,歼灭日军数万人,几乎全歼了日本水师主力。百济与日本联军彻底崩溃,扶余丰孤身逃往高句丽,周留城的百济守军与残部日军开城投降。
百济复国运动,就此被彻底平定。
白江口之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场战役本身。
- 对日本而言,这场惨败让他们彻底认清了与唐朝的巨大差距。此后数百年间,日本不断派遣遣唐使,全面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与技术,再也不敢轻易挑战唐朝在东亚的霸权。东亚的文化圈格局,由此奠定。
- 对朝鲜半岛而言,百济彻底灭亡,高句丽失去了南方盟友,陷入唐朝与新罗的南北夹击之中,灭亡进入倒计时。新罗则借助唐朝的力量,逐步统一了朝鲜半岛南部,成为唐朝的忠实藩属。
- 对大唐而言,此战确立了其在东亚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此后近千年,东亚的国际秩序基本由唐朝主导,中原王朝的宗主国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刘仁轨也凭借这一战,一战成名,从被贬的文官,一跃成为大唐名将。李治得知捷报后,大喜过望,升任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镇守百济故地,赏赐丰厚。
白江口的惊雷,击碎了日本的海东霸权梦,也奏响了高句丽灭亡的序曲。大唐的东方版图,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扩张。
第五章 封禅泰山:二圣临朝的开端
一、风疾来袭:帝后共政的缘起
显庆五年(660年),就在苏定方平定百济、大唐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李治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这一年冬天,李治第一次发作了风疾,症状是“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头晕目眩,眼睛看不清东西,严重时甚至无法处理朝政。
所谓“风疾”,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类疾病,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李渊、李世民都患有风疾,晚年都深受其扰。李治年轻时身体尚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常年操劳国事,病症也逐渐显现。
风疾的反复发作,成了李治执政中后期最大的困扰。他无法再像早年那样,日日上朝,亲自处理所有政务。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协助他处理朝政。
这个人选,最终落在了皇后武则天身上。
选择武则天,李治有多重考量:
第一,能力出众。武则天聪慧机敏,博闻强记,对政务有着极强的领悟力与处理能力。早在永徽年间,她就开始为李治出谋划策,显庆年间更是深度参与了清洗关陇集团、修订《姓氏录》等事务,政治经验十分丰富。
第二,身份合适。作为皇后,她是皇帝最亲近的人,比朝臣更值得信任。在帝制时代,后宫干政虽然常被诟病,但比起权臣篡位、宗室夺权,皇后辅政的风险要小得多——皇后的权力依附于皇权,最终还是要回归李唐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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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益一致。武则天的一切都来自李治,她的儿子是太子,她的命运与帝国、与皇帝牢牢绑定在一起。她不会背叛李治,只会尽心尽力地维护皇权。
于是,从显庆五年开始,李治便时常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政务。“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百官上奏的事务,皇帝有时候就让皇后裁决。
武则天处理政务十分得体,“处事皆称旨”,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合李治的心意。渐渐地,李治便将更多的政务交给她处理,自己则专注于调养身体,以及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
需要明确的是,此时的武则天,依然是在李治的授权下辅政,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重大人事任免、军事决策、财政政策,最终的决定权依然牢牢掌握在李治手中。所谓“二圣临朝”,此时还只是雏形,并未正式形成。
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武则天从后宫走向前朝,从参与决策到独立处理政务,政治权力与政治威望都在与日俱增。她利用协助理政的机会,不断培植自己的势力,安插亲信,为日后的进一步掌权打下了基础。
二、封禅之议:武则天的亚献博弈
随着疆域的扩张与国力的强盛,封禅泰山的提议,被提上了日程。
封禅是古代帝王最高规格的祭祀大典。帝王在泰山上筑坛祭天,报天之功,称为“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祭地,报地之功,称为“禅”。只有文治武功达到极盛、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的盛世,才有资格举行封禅。
李世民晚年曾多次商议封禅,最终因高句丽战事与天灾人祸而作罢,成了贞观时代的一大遗憾。
显庆末年,许敬宗等人便多次上书,请求李治封禅泰山,认为如今大唐疆域辽阔,四夷臣服,百姓富足,远胜贞观,完全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
李治起初还假意推辞,说“朕才德浅薄,岂敢与先帝相比”,但在百官的反复请求下,最终还是应允了。龙朔二年,朝廷正式下诏,定于麟德三年正月举行封禅大典。
按照传统的封禅礼制,祭天的初献由皇帝担任,亚献、终献由公卿大臣担任。皇后作为女性,不参与封禅的公开仪式。
但武则天不想缺席这场盛世大典。她知道,封禅是帝国最高规格的政治仪式,如果能以皇后的身份参与其中,就能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向天下证明自己不是普通的皇后,而是能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二圣”。
于是,她给李治上了一道表章,提出:
“封禅旧仪,祭皇地只,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
意思是,封禅祭地的时候,是由先太后配享的,按照礼制,应该由女性来主持献祭,让公卿大臣来做,于礼不合。到时候,我请求率领内外命妇,主持亚献之礼。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既符合孝道礼制,又顺理成章地将女性引入了封禅仪式。
李治看完表章,欣然同意。他本就想提高武则天的地位,让她能更名正言顺地协助自己理政。封禅亚献,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李治与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六宫妃嫔,从洛阳出发,前往泰山。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新罗、百济等数十个国家的使节与酋长,队伍连绵数百里,旌旗蔽日,车马不绝。
沿途的州县负责供应食宿,各国的帐篷、驼马、牛羊遍布原野,场面极为壮观。这是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巡,也是盛世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三、麟德封禅:大唐盛世的公开宣告
麟德三年(666年)正月初一,封禅大典在泰山正式举行。
第一天,李治在泰山南麓的封祀坛祭祀昊天上帝,以唐高祖、唐太宗配享。李治亲自主持初献,百官陪列,仪式庄严肃穆。
第二天,众人登上泰山山顶,在玉册文上刻下祭文,供奉于祭坛之上,禀告上天,宣告大唐的功绩。
第三天,下山前往社首山,祭祀皇地只。
祭地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环节到来了。
李治行初献礼之后,执事官全部退下,由宦官手执帷帐,护卫着武则天走上祭坛,行亚献礼。帷帐之内,武则天率领越国太妃燕氏等内外命妇,按照礼制完成了献祭仪式。随后,由赵国太妃柳氏行终献礼。
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后第一次在封禅大典中担任亚献。
此前的所有封禅,女性都只能置身事外。武则天打破了这个延续千年的传统,以皇后的身份,站在了帝国最高祭祀仪式的舞台上。
这件事的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礼仪意义:它向全天下宣告,皇后不再只是皇帝的内助,而是正式参与国家大典、拥有政治地位的“二圣”之一。
封禅结束后,李治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乾封。文武百官普遍加官进爵,各地百姓减免赋税,普天同庆。
麟德封禅,是唐高宗时代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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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宣告了大唐国力的鼎盛,也标志着李治执政的前半段取得了圆满成功:内政上,他清洗了门阀,巩固了皇权,建立了新的官僚体系;军事上,他西灭西突厥,东平百济,北定铁勒,疆域达到极盛;民生上,百姓富足,户口增长,物价稳定,社会安定。
此时的大唐,无论是疆域、人口、国力还是国际影响力,都已经超越了贞观时代,站在了新的高峰。
站在泰山之巅的李治,望着脚下的万里河山,心中想必充满了自豪。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托付,甚至比很多人预期的做得更好。曾经被认为柔弱的晋王,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位合格的、甚至是出色的帝王。
四、盛极之下的隐忧
盛世荣光之下,并非没有隐忧。
第一个隐忧,是皇帝的身体。封禅之时,李治的风疾已经时好时坏。泰山海拔高,气候寒冷,登顶祭祀对他的身体是不小的负担。所有人都清楚,皇帝的身体状况,直接关系到帝国的稳定。如果风疾持续加重,朝政大权会进一步向武则天倾斜。
第二个隐忧,是持续的战争消耗。显庆以来,唐军连年征战,西讨突厥,东征百济,北定铁勒,虽然战果辉煌,但也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百姓的兵役、徭役负担不断加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民生凋敝的迹象。而高句丽之战还未结束,更大规模的战争还在后面。
第三个隐忧,是帝后权力的失衡。武则天通过辅政与封禅亚献,政治威望日益提升,朝中支持她的官员越来越多。虽然此时权力还在李治掌控之中,但帝后之间的权力天平,已经开始悄然倾斜。一旦皇帝身体不支,权力的天平很可能彻底倒向皇后一方。
当然,这些隐忧在麟德年间还只是暗流,并未浮出水面。天下人看到的,是一个蒸蒸日上、万邦来朝的大唐帝国。
封禅大典结束后,车驾返回洛阳,李治便立刻着手部署对高句丽的总攻。他要完成父亲未尽的事业,彻底灭亡高句丽,将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纳入大唐版图。
一场决定海东格局的终极决战,即将拉开帷幕。
而大唐帝国的命运,也将在这场战争之后,迎来新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