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西郊郭述墓前。
司马焦渡在郭述的墓前站了很久。久到山坡上的松影从墓碑的东侧转到了西侧，久到马德胜临走前往他手里塞的那颗红枣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红枣是马德胜从包袱里特意挑出来的——最大最圆的一颗，皮上有一道极细的裂纹，是晒枣时被秋阳烤裂的。马德胜说这颗枣在草岚子监狱里放了一年多没舍得吃，本来想等郭述出狱后亲手给他。现在他把枣塞进司马焦渡手里，说：“你替他吃。”司马焦渡没吃，他把枣攥在手心里，攥到现在。
墓是新砌的，青石碑面上“郭述”两个字的笔画里还嵌着石屑。碑脚的石座上落了一层极薄的黄土——今天又起风了。北平秋天的风像是从西伯利亚一路碾过来的，裹着蒙古高原的沙尘和河套平原的秸秆碎屑，越过长城，灌进西山每一条沟壑。风刮过墓碑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像有人把嘴唇贴在瓶口吹气。墓旁那棵松树上的绷带被风吹得飘起来，又落下，飘起来，又落下。沈知秋系的那个结很牢，绷带尾端两个铅笔字在风中反复翻卷——那两个字被松脂和风吹日晒反复浸染，笔画的边缘已经在布纹里微微洇开，但字形仍然清晰。
司马焦渡从怀里取出那封信。郭述写给郭寒江的信，写在烟盒锡纸上，用缝衣针尖刻的。信在郭述枕头底下压了好几天，被他反复取出来又塞回去，锡纸的折痕已经磨出了细密的裂纹。司马焦渡把信展开，锡纸在手指间发出极细微的金属脆响——那种只有锡箔被反复弯折后才会发出的、介于纸和铁之间的声响。他昨天夜里在病房里就着那盏马灯把信反复读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已经刻在脑子里了。但他还是决定在墓前再从头到尾读一遍。不是给自己读——是给站在他身后空地上那个看不见的人读。郭寒江没有墓。他的身体在76号东楼二层爆炸之后再也没有被找到。骨肉和砖石瓦砾混在一起，和被弹片削断的老梧桐碎屑混在一起，和那天爆炸时恰好经过楼下走廊的两个伪军哨兵的衣扣、牙齿、鞋底铁掌混在一起。后来76号的人在清理废墟时，把那些不能辨认的残骸铲进麻袋，用卡车拉到黄浦江下游的垃圾填埋场倒掉了。没有人知道郭寒江的哪一部分埋在哪个位置——也许在黄浦江底的淤泥里，也许在填埋场被推土机碾实的碎砖层中，也许在某棵新栽的梧桐树根系深处。他化成了土壤里无数不可辨识的碎屑，和这座城市的混凝土、铁锈、煤渣、弹片、骨灰掺在一起，再也分不开。
所以司马焦渡决定在这块空地上给他烧这封信。空地在郭述墓旁，三尺见方，表面的浮土已经被风刮走，露出底下一层细密的砾石。这块地是他特意留出来的——昨天他对沈知秋说“郭寒江的衣冠冢就立在这里”，沈知秋没有多问，只是用步幅丈量了一下空地的大小，然后告诉他这个位置坐北朝南，正对无锡方向，和郭述的墓并排，间距刚好够两棵成年松树的根系在地下不打架。她丈量时用的是她每天查房走道的标准步伐——每一步的跨度都一样，脚跟先着地，然后脚掌，然后脚尖。她用这种步伐丈量过无数病床之间的距离，现在用它来丈量一个没有遗体的墓地。
郭述的信不长。他在单人牢房里写了这封信，没有纸，没有笔，只有一片从看守那里偷偷捡来的烟盒锡纸和一根从墙上抠下来的铁钉。
“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如果你收到了，说明我还活着，或者我已经死了，有人替我转交。我做了和你一样的事。潜伏在76号，代号夜莺。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每一次传递情报我的手都会抖。但我没有停。”
司马焦渡读到这里停了一下。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片空旷的山坡上每一字都清清楚楚。风把他读出的字一个一个从唇边吹走，卷进松林，卷过银杏叶铺满的山坡，散进北平秋末干燥的空气里。
“我记着你说的那句话——我们郭家的人，命是欠这个国家的。”
他想起郭寒江也说过同样的话。在樱花馆雅间里，影佐祯昭说“你的朋友很有用”，公孙寒江收起笑容对司马焦渡说：“你欠我一条命。”后来他在那封遗书里写：“我这条命欠的人太多了。”两兄弟，说了一模一样的话，用了同一个“欠”字。不是别人欠他们——是他们欠别人。欠这个国家，欠死去的人，欠那些还在继续活着的人。他们把命当成借来的东西，用完了要还回去。这种念头从无锡乡下那片被烧焦的稻田开始——那年日本兵进村，郭家七口被杀，只有郭寒江和郭述躲在屋后稻草堆里逃过一劫。两个人从那堆被晨霜打湿的稻草缝隙里看着自己的爹娘倒在晒谷场上，看着自家房顶被点燃的茅草在夜风中卷起一条火龙。他们在稻草堆里躲了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嘴唇干裂到渗出咸腥的血丝。天亮后郭寒江拉着弟弟从余烬中爬出来，在自家堂屋门槛上——就是那块被日军军靴踩断成三截的青石板门槛——站了片刻。然后他掰断了青石门槛的一小块残角塞进弟弟手心，说：“以后我们替他们活。”那时候郭述十岁，郭寒江十五岁。那是1931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刚爆发没多久，日本兵还没打到无锡，但郭家已经在地方上被汉奸告发通敌——罪名是郭寒江的父亲、郭述的伯父曾经在无锡城里帮北伐军转运过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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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述在信里没有写这些。他不提稻草堆，不提火光，不提晒谷场。他只写了“我们家欠的命”。那些旧事，他知道哥哥记得。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在草岚子牢房里每次咳血时都会想：“哥的爆炸是瞬间的，我的肺是一寸一寸烂掉的，但我们欠的是一条命。”
司马焦渡继续往下读。
“影佐祯昭抓了我。中山樵审了我。他们问我后悔吗。我说我是中国人。这句话，是你教我的。”
风忽然停了。松林不再哗哗响，银杏叶不再沙沙翻卷，远处西山脚下的村庄里传来一声极遥远的驴叫，然后又归于寂静。那句话悬在静止的空气里——“我是中国人”。这是哥哥教的。无锡乡下那棵枣树下，郭寒江教弟弟写毛笔字，写完“天地玄黄”又写“我是中国人”。那天的墨汁磨得很浓，浓到纸面上每一横都微微凸起，干透以后用手摸能感觉到字迹的棱角。弟弟问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哥哥说因为以后有人会问你。弟弟问谁会问。哥哥说不知道，但一定会有人问。后来影佐祯昭问了，中山樵问了，76号的审讯员问了，草岚子监狱的日本军法官问了。每一个审讯者都问了，每一次他都回答。哥哥教的那五个字，他从1931年深秋的无锡乡下一直念到1945年深秋的北平单人牢房，念了整整十五年——从稻草堆里那个嘴唇干裂的十岁少年，到牢房墙角那个用手指蘸粥汤在墙上画横道的三十一岁囚犯。
“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我希望你还活着。打完仗，我们回无锡老家，给爹娘和嫂子他们上坟。”
信写到这里，针尖的力度忽然变轻了。不是手抖——是在单人牢房里写了删、删了写好几天之后，他决定把这句话留在最后。他知道自己可能撑不到出狱，但他还是写了“我们回无锡”。他不说“我回无锡”——他写的是“我们”。在他的世界里哥哥还没死，因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哥哥已经牺牲的确切消息。他在76号潜伏时，上官青云偶尔会故意在他面前提起“公孙寒江”的审讯记录，每次提到都会放慢语调用眼角瞟他的反应。但他控制住了——他把听到堂兄名字时差一点绷断的某根神经强行按进胸腔最深处，用档案管理员的职业性平静回应说“上官主任有什么需要我协助复查的档案吗”。他在虹口公园死信箱最后一次塞蜡丸时，曾在地面上看到过一小片被踩扁的锡纸——那是几个月前郭寒江塞蜡丸时不慎从口袋里带出来飘进树丛又被雨季的泥水冲到长椅底下的同一批烟盒锡纸。他把那片锡纸捡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看到边缘有极细微的针尖划痕——不是完整的字，只是一个没刻完的字的起笔。他把这片锡纸收进自己鞋底夹层，带回了76号宿舍。那片锡纸和后来他在单人牢房里用来刻遗书的烟盒锡纸是同一张——他把它撕成了两半，一半留给哥哥，一半留给自己。
司马焦渡把信翻到最后一段。这一段被一道极细的蜡层划痕隔开，是郭述后来重新拿起针补上去的。刻痕比前面的字更浅，每一个笔画都像是经过了更长时间的斟酌——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写到这些字时他每刻一笔都要停下来喘一口气。
“又及：前些日子我一直在背一个地址。西单北大街大酱坊胡同口往里走第三家，裕丰热干面馆。我没去过，是听人说的。等我好了，我们一起去吃。碗底卧一颗溏心蛋。”
司马焦渡把信放下。他的手搁在膝盖上，信纸薄薄地搭在手指间，锡纸背面密密麻麻的针尖刻痕在阳光折射下闪烁着一层细密的银纹。那颗马德胜塞给他的红枣还攥在他另一只手里，枣皮上的裂纹被他手心渗出的微汗润得略微发黏。
他划着了火柴。
火柴头在磷面上摩擦，嘶的一声，硫磺味在干燥的空气里散开。他把火柴凑近锡纸边角。锡纸遇火没有像普通纸张那样迅速烧起来——它先是一颤，然后边角开始发黑、卷曲，银灰色的氧化层在火焰边缘泛起一圈极细的虹彩。针尖刻出的每一个字在短暂的炽热中变得异常清晰——铝箔在高温下先膨胀后熔化，刻痕深处残留的蜡层在燃烧时发出比锡纸本身更亮的火光，于是那一个一个的字在火焰中依次亮起：
“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你收到了”——“说明我还活着”——“或者我已经死了”——“我是中国人”——“这句话，是你教我的”——“打完仗”——“我们回无锡”——“给爹娘和嫂子他们上坟”——“一起去吃”——“卧一颗溏心蛋”。
每一个字在火光里短暂地复生，燃烧，然后变成灰烬。锡纸熔化后凝成一颗颗极细的银灰色铝珠，铝珠落在焦黑的纸灰上，在火焰余温中轻轻滚动。纸灰被热气托起来，飘得很慢，先是斜斜地升到松树半腰，然后一阵山风把它们卷起来，送向更高的天空。灰烬在风里散开，变成一缕极淡的烟雾，往东南方向飘去。那个方向是无锡。是无锡西郊那片早已干涸的稻田、那座在1931年深秋被夷为平地的郭家老宅、那三截断在堂屋门槛下被后来搬进新屋的人家撬开重铺地基时在碎石下捡到的一块青石板残片、以及残片上歪歪扭扭刻着的两个早已风化的字。那是郭寒江十五岁那年教弟弟用毛笔写完第一遍“我是中国人”之后，弟弟趁他研墨时偷偷拿凿子在青石板上刻的。字很小，刻得很浅，被屋檐滴水长年累月地溅湿又晒干、溅湿又晒干，到后来只剩下一个“中”字的半边和“人”字的一撇。再后来连那一撇也被拆房的撬棍撬裂了，和碎砖一起被拉去填了村后的塘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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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完信，司马焦渡从怀里掏出另一个信封。不是锡纸——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用米汤粘着，米汤薄膜上压着一枚极清晰的指印。这封信是郭述在临终前两天托沈知秋帮他写的——他口述，沈知秋笔录。沈知秋用钢笔写在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处方笺背面，每一个字都记完了之后又从头到尾给他念了一遍确认无误。信封上的地址是郭述凭着两年前的记忆背出来的——无锡西郊，阳山脚下，郭家村，郭沈氏收。郭沈氏是郭寒江和郭述的远房姑母，年轻时嫁到无锡城里做布商，后来丈夫死于淞沪会战，她一个人回到乡下给村里小学代课。抗战期间她收留过好几批从无锡南门外护城河里潜水逃出城的伤兵，用锅底灰和野艾草汁调成的墨汁在包扎布角上整理出他们家人名字的清单。郭述不知道这封信能不到她手里——郭家村在扫荡中烧过一次，阳山脚下的村庄合并过一次，他不知道姑母现在是否还活着，住在哪里。他只是觉得应该写这封信。
沈知秋在信封上贴了一张便条：“此信寄自北平，寄件人郭述已于寄出前病故。收件人若见信，请勿回函——回函无处可投。”她把便条贴在信封背面时，用的是值班室里唯一一支还没用完的红墨水钢笔——不是刻意，是她随身带的蓝黑墨水刚好写完。红墨水是住院部会计留下来记出入院患者费用的，只够写这几个字。她没有解释为什么“回函无处可投”这六个字的笔压比前面重了两倍，只是把笔帽拧紧放回抽屉。
司马焦渡把这封信也烧了。不是不想寄——是他知道，信里写的内容，烧给风比寄给一个不确定的地址更可靠。风会吹过无锡西郊阳山脚下那些长满野菊花的土坡，吹过郭家村合并后被推平的旧屋基上种的那片新麦，吹过村小教室破碎的玻璃窗和教室里唯一还没散架的课桌——桌面上还留着多年前郭沈氏代课时用红砖块写的板书：我是中国人。那五个字她每天早课都写，擦掉再写，写了再擦，写到红砖粉把桌面磨出了五个凹槽，写到凹槽里的红色再也洗不掉。风会把郭述信里的每一个字都带给她——不管她还在不在。
两封信烧完，两个烟柱在山坡上交汇了片刻，然后被同一阵风卷向东南。司马焦渡把搪瓷杯里剩下的凉水洒在郭述墓碑前的泥土里，水渗得极快，几息之间就只剩一抹深色的湿痕。他收拾好铁盒准备起身时，忽然在工作证夹层里摸到一张沈知秋昨天塞进来的处方笺。笺上没有药名，只写着一行字：“我到今天都还在背一份磺胺批号，末位数字是你堂弟在采购清单上最后写下的那个数。”他把这张笺读了很久，然后折好，放回自己的工作证夹层里。
他把铁盒子打开，放在两座墓之间——一座是郭述的，碑上刻着名字；一座是郭寒江的，还没有碑，还是一块空荡荡的泥地。他把铁盒盖子揭开，一件一件往外拿。这些遗物有的轻得几乎没有重量，有的被反复摩挲了无数遍——纸灰一碰就碎，布条一捻就起毛，弹壳底部刻的字被摸得起了包浆。他把它们一一整理好，准备带回上海。
铁盒最底下，压着一封还没拆封的信。不是郭述写的——是赫连秋水从山东寄来的。信在路上走了很久，先到上海法租界当铺联络点，老朝奉收下后又托马德胜北上时带到北平。马德胜把这封信交给他时叮嘱了一句：“赫连同志说，这封信不急着读——等你在北平的事办完了再看。但这封信跟你铁盒里别的遗物不一样：里面还夹着一根从野战医院门口柿子树上折的嫩枝，枝上裹了一张方静言写的便条。”
此刻他终于把这封信从铁盒最下层取出来。信封和郭述那张采购清单一样泛着土黄色的再生纸纤维纹理——不是沂蒙山野战医院药房常备的那批磺胺包装纸的同一刀纸，是赫连秋水自己用旧纱布和草浆手工抄的纸。她把野战医院门口那棵新移栽的柿子树刚抽的嫩枝截了一段，用湿布裹好，装进信封。嫩枝上的芽苞还没绽开，但裹在湿布里的那一小截树皮已经鼓出了愈伤组织的细密颗粒——如果种进土里能活。夹在信封里的还有一张极小的便条，字迹歪歪扭扭。方静言在便条上写的是：“这颗柿子种出来很硬，适合晒柿饼。”
司马焦渡把便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是方静言用削铅笔的小刀刮掉纸面纤维后重新补上的铅笔字。他认得这个笔迹——这是抗战最后一年他从上海给沂蒙山送磺胺时随药箱附过一张便条，便条背面被她裁下来留存至今，如今又反过来写字还回给他。她把抗战胜利前后攒下的每一张便条——不管是赫连秋水写的手术记录、方静言开的药品领用单、秦桂香用扳手敲平了铆钉的文件纸、还是鲁大江贴在木箱外的潦草发货签——都按日期叠好装在同一个防水油布袋里，说“这是你的欠条”。此刻这张回寄给他的便条上只有几个字：“根须向上，春天就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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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信封举到阳光下——柿树枝条的轮廓透在纸背上，像一道极细的暗影穿过信封厚度。
他把这截嫩枝拿出来，放在铁盒最上层——这不是遗物。这是活的。他替郭述和郭寒江收下了这截树枝。
锅底灰调野艾草汁。墨汁渗进被炮火烧焦的墙壁缝隙里，缝隙深处还残留着那年郭寒江教弟弟写字时磨墨溅出的墨点。
最后，他放回去的是那颗被郭述拇指反复搓捻过的铜钱。两半对接处咬合紧密，钱面“平安”二字在铝珠和纸灰之间若隐若现。铜钱搁在最上层时在其余遗物表面压出了极轻微的凹弧——和谭啸林在共舞台太师椅上把铜钱旋紧合拢后放在扶手上旋转时它在午后的光线里一路滚过木纹微凸的椅面时留下的那道弧线轨迹完全一致。
他合上铁盒，站起来。他把老朝奉的羊皮袄裹紧，把帆布包甩上肩。铁盒在包里和那把备用死信箱钥匙碰在一起，发出一声很轻的脆响。他在郭寒江的空地前又多站了片刻，然后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小块被风从松树下刮过来的碎石——碎石的一面有极细的云母片正在秋阳下反光——放在空地正中央。那是他给郭寒江立的临时标记。衣冠冢的石碑以后会刻，但那块碎石被阳光照射时云母反光的方向恰好指向东南——无锡的方向。
他沿着山坡往下走。脚下的松针软软的，踩上去没有声响。背后的两块墓碑——一块刻着名字，一块只放着一颗碎石——在午后的光线里投下两道长短不一的阴影。那道较短的阴影还在原地。那道较长的阴影已经从郭述墓穴出发，随着太阳往西偏移，正在一块一块青砖、一条一条田埂、一座一座村庄地往东南延伸。
山坡下是北平西郊的土路，路边停着一辆等客的骡车。车上坐着一个穿旧夹袄的老汉，嘴里叼着烟袋锅，烟袋锅里的烟丝已经灭了，他只含着烟嘴养神。骡子是灰色的，背上有一块被鞍子磨秃了毛的旧疤，正低着头用舌头卷路边的干草。司马焦渡走到骡车旁，老汉把烟袋锅从嘴里拿出来在车辕上磕了磕，问他去哪儿。他说前门东站。
骡车在土路上慢悠悠地走。车轱辘碾过车辙里被晒干又被压成粉末的驴粪蛋，扬起一小片黄尘。老汉回头看了看他怀里的帆布包，说你从西山墓地那边下来的吧——前天也有一个穿灰布衫的先生从那条路下来，在车上一直撑着不看风景，就看着手里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烟盒纸。司马焦渡说是马德胜。老汉点头说好像是这个姓，还说那个先生坐车时从包袱里掏了一颗红枣给他，枣核儿他前天吐在路边的杂草里，昨天下了场小雨，今天早上从那撮湿泥里冒出了两片极小的绿芽。
司马焦渡低头看了看路边——几棵被晒蔫的野草从土缝里冒出来，草叶上沾着车轮卷起的细尘。他想起郭述在信封背面画过的那株野菊。
骡车到达前门东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火车站灰砖站楼的穹顶上那面国旗在夕照里变成了暗红色。站前广场上卖烤红薯的小贩正在收摊，铁皮炉子里的炭火已经灭了，他正用火钳把炉膛里残余的炭块一块一块夹出来，放进冷水桶里淬灭。司马焦渡走进候车室，在长条木椅上坐下来。他把铁盒子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膝盖上。屋顶挂着几盏没开的白炽灯，暮色从四周的高窗上沉下来，把候车室长条椅之间的地面一格一格地铺上一层冷色的灰。
他把铁盒打开。最上层是赫连秋水寄来的那截柿树嫩枝——湿布已经半干了，芽苞依然紧闭，但愈伤组织颗粒的边缘在车厢灯下泛出淡黄绿色的光泽。
从北平到上海的火车是夜班慢车，车头还是老式的蒸汽机车，车头烟囱喷出的煤烟在暮色里拉成一条长长的灰龙。他在月台上等车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是沈知秋。
她穿着便装——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围了一条灰围巾，手里提着一个网兜。值了好几个夜班之后今天下午刚下白班，但她还是赶来了。她说：“我就知道你会在最后一班车之前来。”她把网兜递给他——里面是一包北大医院食堂的馒头，一罐腌萝卜，一小包茶叶，还有一小瓶她用搪瓷研钵重新捣细后包好的丹参粉，瓶身上贴着上次没用的柿叶标签。她说，“火车上吃。”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极小的牛皮纸袋，袋口那道斜口还在。“给长孙老板。替我转告他，丹参粉捣细了过筛，可以掺进新配的低过敏膏药里。上次他寄给郭述的那小包丹参粉还剩半瓶，我加了几滴我自己用甘油调的防腐剂，还能用——叫他别浪费。”
司马焦渡接过东西，放进帆布包里。他问她郭述病案末页夹层里那张外埠转入建议观察的备注下是不是有什么她一直没有当面说出口的话——那个箭头尖端正指着郭述入院日期空白处的中央。沈知秋愣了愣，随即把碎发往耳后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钢笔，说：“他入院那天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的同一天。我备注里加填的是他问我‘广仁堂还在不在’的次数。从病房第一夜到他临终前最后一次清醒，总共他有九次清醒记录，次次都问这一句话。我全记在了病历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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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张从住院总医师值班室病历夹上拆下来的末页复印件从口袋里掏出来。纸的背面是一份已经停用的战时军管会病历格式表——表格名栏里印着“入院日期”“既往史”“家族史”等项目，但在“家族史”栏下方的空白处，她用铅笔极轻极细地画了一根横线，横线上方又画了一根横线，两根横线之间用极小极工整的字写满了他每一天问“广仁堂还在不在”的日期缩写。字小到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和郭述自己在牢房墙上用粥汤画的那上千道横道一样密集、一样平行、一样从不交叉。
她把纸放回口袋，说：“这些日期如果排成一条直线，从北平画到上海，刚好能穿过太湖。”她停了停，又说，“太湖湖面上有个地方，水特别浅，天晴时能看到湖底的碎瓷片。那是多年前无锡乡下人把自家打碎的碗扔进湖里积下来的。瓷片边缘被湖水磨得滚圆。我从北平画不出那条线的具体起点——起点不在北平。起点在你那个铁盒子里。”
火车鸣笛了。
她站在月台上，围巾被夜风吹得飘起来。司马焦渡从车窗探出头，她对着他挥了一下手，手势和那天在电话里说完“上来直接按电梯口右手第三个门铃”之后挂断电话前短暂的停顿一样简洁。火车开动了，她的身影在月台上越来越小，最后和北平灰蓝色的暮色融为一体。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往南开。车厢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灯捻上结着一颗焦花，火焰一跳一跳的。乘客不多，大多是跑单帮的小商贩和回乡的工人。有人靠着麻袋打呼噜，有人剥着花生一颗一颗往嘴里丢。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睡着的小孩，小孩脚上没穿袜子，脚趾冻得发红，她用自己棉袄的下摆把孩子的脚包住捂在怀里。
司马焦渡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包里的铁盒子硌着膝盖——不是疼，是那种硬硬的存在感提醒着他铁盒里所有遗物的总重。他把沈知秋给他的那包馒头拿出一只掰开，馒头还松软，掰开时断面上冒着极淡的热气。夹进两片腌萝卜，咬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馒头用油纸重新包好，放回去。
他在车窗上呵了一口气，用手指在雾气上写了两个字：无锡。字很快被窗外灌进来的冷风吹干了，水汽蒸发得无影无踪。但他知道那个方向是对的——火车正在往东南开，今晚过沧州，明天到济南，后天到徐州，大后天到南京。从南京换京沪线到上海，再从上海去无锡。他把老朝奉的羊皮袄裹紧，闭上眼，听着火车轮在铁轨接缝处咣当咣当的节奏，让铁盒子的重量稳稳地压在膝盖上。
过了沧州，窗外的夜色更浓了。车厢里的人大都睡着了，连那个抱小孩的年轻女人也歪着头靠在窗框上，孩子在她怀里翻了个身，把脚从棉袄下摆里蹬出来，她又迷迷糊糊地把棉袄往下拉了拉重新盖好。司马焦渡把马灯从包里取出来点着，灯焰在玻璃罩里燃得很稳。秦桂香上次在通洋河芦苇荡边上把马灯借给他时说“这盏灯跟了我好几年，你别弄丢了”。他说不会。她在灯座底下新加了那颗刘铁柱旧货箱上拆下的铜螺丝，螺丝槽口比一般的深半圈。
灯焰在玻璃罩里纹丝不动。他把赫连秋水那截柿树嫩枝从铁盒里拿出来，对着灯焰仔细看——嫩枝底部切口附近，在湿布里裹了这些天之后，已经悄悄地立起了一圈极短的、白绒绒的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