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熥回到东宫的时候,夜色已经沉下来了。他没有回自己的住处,先拐去了政事堂。朱标果然还没走,坐在案前翻着一摞户部刚送来的旧档。朱允熥在门口站了一瞬,看见父亲案角那盏灯已经换了三次烛芯了。
朱标听见脚步声抬起头:“你祖父呢?回乾清宫了?”
“回宫了。”朱允熥走进去,在朱标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爹,宝钞的事,您知道多少?”
朱标手里的笔顿了一下:“你祖父今天在街上碰到宝钞的事了?”
“嗯。”朱允熥把今天在鸭血粉丝店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只是把老板不收宝钞那段原样说了。朱标听完沉默了片刻:“你祖父当年刚登基时,宝钞确实管用过一段日子。”他放下笔,“洪武七年设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宝钞。那时候朝廷有信用,商贾百姓都认。一张宝钞能兑一贯铜钱,能买一石米,走货的客商带着比扛着一袋铜钱轻便多了。问题出在后来。”
朱允熥问:“后来怎么了?”
“后来朝廷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北征、修河、赈灾、养官——哪儿都要钱。户部的银库不够用了,就开始印宝钞。印了不够,再印。印了又印,越印越多,市面上的宝钞就越来越不值钱。”朱标的声音不高,“几年下来,一张宝钞兑不了一百文铜钱。商户不愿意收,百姓也不愿意留,拿到宝钞就急着花出去,越花越跌,越跌越印。到了如今,连路边卖鸭血粉丝的摊子都不肯收了。”
朱允熥坐在灯下静静地听着。那些话在他脑子里慢慢沉下去,像石子沉进深水里。他想起后世学过的经济学知识——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来自发行者的信用和背后的储备。大明宝钞没有对应的准备金,没有可兑换的硬通货,发行量又完全失控,贬值是必然的结果。
“爹,宝钞发行的时候,朝廷有没有准备对应的银两或者粮食来保证兑换?”
朱标摇头:“初时国库里还有些存银,后来慢慢用空了。宝钞发出去之后朝廷没有留预备金,户部的账上只记着‘发行若干’,没有‘对应储备’这一项。”
“那宝钞上面的面额,跟朝廷的实际收入有关系吗?”
朱标想了想:“名义上有关——宝钞的发行量应当与国库收入相匹配。但这些年国库收入增长缓慢,宝钞的发行量却翻了好几倍。”
朱允熥没有再问了。问题比他想象中更深——纸币的信誉已经透支了二十年,要修复它,光是停止印钞、回收旧钞都不够,还需要一个能让百姓重新信任的保障机制。后世的历史课上,他学过元朝发行纸币的失败案例,也学过近代国家如何用金银储备来支撑纸币信用。但大明缺银,缺金,缺一切可以用来做储备的硬通货。江南的白银产量有限,海外的银矿尚未开发,国库里连十万两现银都拿不出来。
他回到自己屋里,在灯下铺开信纸,给李善长写了一封长信,把宝钞贬值的事和今天在街上遇到的情形详细写了。他在信中提出一个问题:“大明若欲重振宝钞之信用,当以何物为凭?银不足,金亦不足,铜亦有限。若以粮为储,易腐;以盐为储,难运。老先生有何良策?”
写完信他封好口,交给廖权连夜送出。之后他坐在灯下发呆,笔搁在案上,墨已经干了。他忽然想起前世做市长的时候,身边有一个秘书处、一个政策研究室、三个分管副手、十几个部门负责人,遇到问题可以开会讨论,有人出方案有人算数据有人评估风险。如今他坐在大明东宫的偏院里,周围是太监宫女锦衣卫,真正能商量事情的人屈指可数——李善长远在老家,蓝玉是武将,徐达年纪大了,李文忠要去宁波盯开海,朱标是他的父亲但不能事事都替他。文渊阁的铁铉和夏原吉是干吏不是谋士,周王不在京,朱标每天要批的折子能把人累垮。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想了一会儿,隐约觉得自己可能需要一个人——一个能坐在他对面,一起讨论盐铁漕运税收宝钞的人。他怀着这个念头,在脑海中慢慢沉入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