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桐山集之后,朱允熥让廖权把马车赶得慢了些。
他坐在车里,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册子,把这几天在桐山集看到的事一件一件地记下来——孙书办养闲汉设卡收钱,赵老六收孩子卖到外地,周知县想动动不了索性搁下,桐山集的过路钱、摆摊钱、挑水钱,被打折了腿的豆腐老汉,王家丢了的孩子。记完之后他翻回前面几页,把庐州那个县的事也翻出来对照着看——庐州那个县,告示清楚,米价稳,田赋减了一成,学馆免束修。两个县隔了不到三百里,一个好一个烂。
他把册子合上,靠在车壁上想了一阵。桐山集的事不是孤例。一个县的书办能养十几个闲汉,收三年的过路钱,知县管不了,府里不知道,道里没人查。这只是一个县。旁边那些县呢?再往西那些府呢?他这一路走过来,看到的好的坏的搁在一起,说明朝廷的旨意落到地方上,落成什么样,全看底下的人怎么干。可朝廷不能每个县都派一个太子去查。得想个法子,让底下的人不敢糊弄,让烂的地方有人管。
他把册子收进包袱里,对李景隆说了一句:“回去之后,得跟爹和内阁议一议。地方上的事,光靠考成法不够。考成法考的是官,书办差役这些人不在考成里头。一个县的书办能坏一个县的事,可考成法考不到他头上。得想个法子,把这些人也管起来。”
李景隆在车辕上回过头来:“殿下想怎么管?”
“还没想透。回去再议。”朱允熥说,“接着往西走。这一路走下来,好的坏的都记下来。”
往西走了几天,进了河南地界。路渐渐宽了,村庄也密了些。朱允熥在光州府下面的一个小县停了下来。县城不大,但街面干净,铺面开着大半,门口没有闲汉坐着。他让廖权把马车赶到城外的客栈里,自己带着李景隆进了城。走到街中间时看见一处告示栏,栏上贴的是今年的田赋告示和一张学馆的招生告示,两张告示并排贴着,字迹工整。告示栏前面围了几个人在看,有个老汉指着告示跟旁边的人说:“今年这告示明白,一亩田折多少银子,算得一清二楚。学馆也免束修,我家孙子送去念了半年,能认百十个字了。”
朱允熥在告示栏前面站了一阵,没有说话。他又往前走了一段,看见街边有一间粮行,门口排着几个人。粮行的伙计在门口支了一张桌子,收银、记账、发牌,忙得团团转。朱允熥走过去排在队尾,听前面的人说话。一个中年汉子拎着一袋米从粮行里出来,跟旁边的人说:“今年米价比去年便宜了一成,粮行的米够吃。”旁边的人说:“听说是南边的新种子种出来了,产量高,米就多了。”
朱允熥从粮行门口走开,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里有个老妇人坐在门口择菜,他走过去蹲下来,问了一句:“老人家,今年田赋交了多少?”老妇人抬头看了他一眼,见他穿得普通,便随口答道:“交了五成。比去年少了一成。”朱允熥问:“怎么少的?”老妇人说:“县里说朝廷减了田赋,官绅也交了粮,摊到我们头上的就少了。”
从巷子里出来时,李景隆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殿下,这地方的官还行。告示写得明白,米价稳,田赋减了。”朱允熥点了点头,心里把这几件事过了一遍——告示清楚、粮行有序、田赋减了一成、学馆免束修。这几件事搁在一起,说明这个县的知县做事踏实。可他想起桐山集那个县,同样的朝廷旨意,落到那里就变了样。他把这个念头收起来,对李景隆说了一句:“今晚去县衙门口看看。看看这个县的知县,平日里怎么理事。”
李景隆去了,回来报说,县衙门口的告示栏上除了田赋和学馆的告示,还贴了一张“本县差役名单”,上面写着每个差役的姓名、职务、负责的片区。告示栏旁边还搁着一只木匣子,匣子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凡有冤屈,可投书于匣,本县三日一阅”。李景隆说:“这县里把差役名单贴出来,让百姓知道谁管哪片,有事找谁。投书的匣子也搁在明处,看着像是真办事的。”
朱允熥在灯下把今日的见闻记在纸上——光州府某县,田赋减一成,告示清楚,粮价稳,学馆免束修,差役名单公示,投书匣三日一阅。记完之后他把纸折好收进袖中,靠在椅背上想了一阵。庐州那个县好,桐山集那个县烂,光州这个县也好。好的县有好的做法,烂的县有烂的根子。回去之后得把这些好的做法摘出来,写成章程发下去,让各府州县照着学。烂的根子也得挖出来,该办的办,该换的换。他把这个念头收起来,吹了灯躺下。明天还得接着往西走,路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