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很清楚,现在大明朝廷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所以开源节流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现在对于大明朝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漕粮了,现在每年的漕粮缴纳都不足数,别说弘治以前的六百万石,就是弘治以后所规定的四百万石,每年现在也很难如数转运了。
而且在漕粮转运的过程之中,各种弊端也是极为严重的,这些都导致朝廷的钱粮被无端的浪费,而且百姓承受了极大压力,所以熊廷弼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顿漕粮的征收和发运,为朝廷增加收入,减轻百姓的负担,安抚东南现在的民心。
从熊廷弼在辽东的经验,他很清楚实际上海运的成本是很低的,到任之后,他也仔细查看了每年朝廷在浙直所征收的漕粮数量,其中的损耗是非常之大的。
熊廷弼将他所整理的资料给了毕自严等人看,熊廷弼说道:“朝廷每年从浙直起运漕粮本色二百四十三万,实际额征本色四百万石,折色三十万三千,倍于实征,此中损耗,尽为路途之用,军士之资乎?老夫不多讲,尔等自己心中清楚。”
这点确实现在东南官场的潜规则罢了,这多征收上来的粮食被哪些人给吃掉了,熊廷弼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增加海运数量,节省运费,保障朝廷财政收入和漕粮,这点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毕自严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毕自严说道:“督师,海运成本虽低,然海船造价不菲,且海上风波不定,朝廷岂可全仗海运。海运历涉重洋,风波靡定,万有不测,所关匪细。河运虽迂滞,而沿途安定,经费维均。自各省以达京仓,民之食其力者,不可数计。裕国利民,计无善于此者。且京师百货之集,悉来自粮艘,若由海运,断不能多携货物,将来京地物价骤腾,亦碍生机。且运丁所用兵工短牵等项,总计不下二十万,穷民资以为生,一旦失业,难保不流而为匪。河运迂而安,海运便而险,计出万全,不可偏颇也。”
对于毕自严的看法,熊廷弼当即就是冷笑一声说道:“老生常谈,不过又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这些诡辩之词罢了,哪里是什么百万漕工衣食所系,是尔辈之荣华富贵所系!”
熊廷弼自然是对于这些事情不屑一顾的,他这人是个坐起立行的人,讲究的就是要立即行动才是,所以熊廷直接说道:“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尔等言之凿凿,海运艰险,而漕运就能一直安定吗?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此则朝廷通海之意也!夫风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则有辨矣,然西洋各国,不远万里而来,又待如何啊?”
对于熊廷弼的这个看法,毕自严也是加以反驳道:“督师,下官非是反对海运,只是事不可一蹴而就而。朝廷试办海运,今六载也,当初一岁不过十数万石,到今日方有数十万石,盖朝廷海船云集,水手渐习波涛,渐次增加,方为稳妥,下官以为万世之利在河,一时之急用海,海道风波难定,但当习熟此路,以备缓急,不必骤然增加,否则一旦生事,米可补,人命亦可补耶?”
毕自严并非不赞同海运,他主要是认为要渐进式的增加海运的数量,从朝廷刚开始只能够海运十二万石,到现在朝廷已经能够每年向天津海运六十万石,随着大明朝廷水师海船的增加、水手也逐渐熟悉道路,数年之后,增加海运的数目是可行的。
但是熊廷弼希望的是今年就大幅度的增加海运数量,毕自严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这样一来朝廷造船的费用也会大增,对于朝廷来说并非好事。
但是熊廷弼的看法是由朝廷直接出钱,召商运输,与水师直接运输一道,快速增加朝廷的海运数量节省运费。
熊廷弼说道:“治道久则穷,穷必变。小变之小益,大变之大益。未有数百年不敝且变者。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虞,霉湿侵耗不足患也。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更筹也。”
熊廷弼之前也已经算过了,每石漕粮,给水脚银三钱,内河的运输,只用加征九升每石,这样的话,如果能够从松江府起运苏松常镇四府漕粮和浙江漕粮全部改为海运。
那么总共向朝廷海运漕粮一百八十万石,运费五十四万元,而仅仅是苏松常镇四府,每年实际征收本色漕粮一百七十万石,加上浙江实际征收九十万石,也就是二百八十万石。
而这四府除了这些本色征收之外,还有额外加征折色银二十八万三千,浙江还有十万八千的运费、席木银、浅贡银、车夫银、轻赍路费银、行粮折色银等额外之征,根据熊廷弼的了解,海宁等部分地方州县,加征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
运输一百石漕粮,地方官府以修船、盘运等费用不足,又每石再加银一钱八分,并加征纲司银二分,最终各项津贴通共合计为银三十七两六钱四分,也就是每石正额漕粮,还要在征银三钱七分,比之朝廷的海运费用还贵,这自然是熊廷弼所无法容忍的。
所以他要求从今年开始,必须要增加海运数量,同时命令浙直等处在南京户部的主持下,厘清漕粮的征收规范,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保障漕粮的如数征解。
而对于李世忠,熊廷弼则是命令他将自己麾下的人、船等弄清楚,这样才能够为朝廷的下一步行动创造条件。
除了漕运之外,熊廷弼比较关心的就是东南的欠粮问题了,他先让李世忠、杜文焕等人滚蛋,然后才问道:“东南欠粮,乃是现在朝廷上下关注之事,尔辈为东南之封疆,以何为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