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军大破林丹汗之后，朱常洛再次命令石昆玉等人晓谕蒙古诸部，第一就是大明支持顺义王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不管是土默特部内部还是其他蒙古诸部，任何挑衅顺义王的举动都被视为对于大明的挑衅，大明官军绝不会坐视。
第二点就是减少赏抚银子支出，增加贡市规模，之前大明户部、兵部就商定了减少赏抚银子的办法，大明朝廷要大幅度减少赏抚银子的支出，以节省朝廷的财政开支。
与此相对应的扩大与北虏的互市规模，除了铁料、粮食、茶叶、酒类和军器等仍在禁榷之列，必须获得朝廷的批准才能够出售之外，其余物资听凭贸易，朝廷从中榷税即可。
同时鼓励大明商贾收购北虏的各种牲畜，同时进行加工，尤其是各种皮毛、呢绒制品工场的建立，北方官军需要大量的御寒衣物，这些原料都需要从北虏获取。
户部估计，大明今年可以减少赏抚支出五十万元，同时在对于九边各口岸的互市之中，户部保守估计能够从中取得六十到八十万元的赋税，这样一来，使得大明户部增收一百一十到一百四十万元，对于户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户部、兵部也详细核算了满桂这次出征林丹的开支，蒲商将官军缴纳的各种牛羊等加以收购，朝廷只用再支出六万多元的赏赐开支，就足以给付军费了，相比之前，确实是要节省不少，对于大明朝廷来说，此战肯定是赚大了。
而且朱常洛也试验了新的用兵方式，朝廷可以利用这些商帮，保障部分的粮秣，同时处理各种战利品，随后朱常洛命令兵部议功，对于参战诸将加以赏赐。
而孙传庭也向朱常洛上了密疏，详细陈奏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募兵训练，安定住现在陕西局势，所以他请求在陕西募兵两万。
同时奏请恢复设立陕西镇，之前大明是有陕西镇的，随着河套地区蒙古部落的威胁加剧，天顺三年，朝廷正式设立陕西总兵官，陕西由此建镇，成为防御蒙古的军镇。
不过为更有效地抵御蒙古骑兵，弘治十八年，陕西总兵官从西安移驻固原，专责边防事务。此后，虽常被称为“固原镇”，但直到现在，在朝廷上其正式官名一直是“陕西镇总兵”。
不过固原总兵的重心显然是在防备北虏上，所以孙传庭请求设立单独的陕西镇，负责陕西腹地的镇守，兼任陕西都司都指挥使，陕西镇总兵不归三边总制指挥，而是由陕西巡抚指挥。
朱常洛同意了孙传庭的要求，不过相应的粮饷、军器装备问题确实是一个极为要命的事情。
朱常洛给户部下旨，要求户部想办法增加朝廷运往陕西的粮食数量。
而在韩爌的府上，兵部尚书王象乾也在与他商量对策，现在陕西的情况确实是极为要命了，小股的盗匪已经大规模的出现了，现在孙传庭担任陕西巡抚，韩爌虽然对于孙传庭极为不满，但是还是要为他尽心竭力的加以安排。
韩爌说道：“本兵，如此陕西已经有了乱象，孙传庭此番出镇，恐怕还是募兵以加强陕西兵备，收其精壮，以备不测也！”
王象乾当然是很清楚韩爌的意思，他当即说道：“次辅说的是，如今乱象已萌，恐怕必须要早做准备，不过此事还要户部想办法才是。”
韩爌和王象乾商量了怎么给李汝华施加压力之后，就暂且告辞。
而在户部，尚书李汝华也在商量如何增加陕西的粮食供应，户部也已经给临近省份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整顿自己的仓储，准备支应陕西，不过河南等各省都向户部反应，本省近年以来也遭灾严重，官仓储备不足，如果朝廷将这些地方的粮食调走的话，一般发生灾荒，又如何应对啊？
各省对于调用本省仓储，接济陕西一事都是十分的抵触，这点李汝华自然也是十分理解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朝廷实行了新的考成则例，按照考成则例，对于地方州县官员的考成更加严格，不仅仅是钱粮，地方安定也是考成的重点之一。
朝廷明确规定了对于出现大量流民、民变的处置办法，收不齐赋税，大不了就是丢官罢职，要是出现流民和民变，那是要被下都察院严审的，所以地方官府对于户部想要调运他们仓储接济陕西一事，自然是十分的抵触。
尤其是河南，之前已经调运了部分的粮食、薯种、种子等前往陕西了，现在还要再调运河南的储粮，这遭到了河南地方官府从上到下的一致反对，尤其李汝华自己也是河南人，袁可立等人也写信给李汝华，请他高抬贵手。
毕竟河南最近的日子也不好过，灾荒频发，地方官府疲于奔命，所以河南的储粮也是非常之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户部还想调运河南等地的储粮，确实是压力很大。
而山西虽然有部分储粮，但是山西储粮要供应三镇官军，确实是压力山大的，要想调运山西的储粮，兵部第一个就不答应。
而从京通仓调运粮食，损耗和运费都是朝廷所承担不起的，所以李汝华召集户部官员们，商量应对此事的策略。
李汝华首先说道：“诸位，陕西大灾，圣天子日夜焦急，上谕频出，要本部筹措粮秣，接济陕西，诸位有何良策啊？”
督饷户部右侍郎李长庚说道：“部堂，如今之法，恐怕未有开中了，还是要行文长芦、两淮，可用之盐尚有多少，尽速本色开中陕西，以赈济灾民，除盐之外，茶叶也是可以开中的，凡此种种，皆可使用。”
这点也得到了李汝华的支持，他命令以户部的名义上疏，请求增加对于陕西的本色开中，同时连薯种、玉米种子等也列入开中之列，增加陕西恢复农业生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