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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卖进园区,骗子全栽了 / 第 368 章

第369章 他们怕的是判

第三百七十二天,下午两点十分。

省城,专班会议室。

这间屋比电话间小。

一块白板。

十几把椅子。

来了十四个人。

苏丽娟坐在靠门那一边。

姓詹的在她旁边。

陈九斤走到白板前头。

他拿起一支笔。

黑板笔,不是粉笔。

他写了三行。

一行一行往下写。

字不好看。

可写得很清楚。

第一行:判多少。

第二行:怎么算。

第三行:算完以后。

他把笔放下了。

他往旁边站开半步。

“这三行,是那二百八十二个人问的。”

“头一行,他们嘴上问的。”

“第二行,他们心里要的。”

“第三行,他们真正怕的。”

屋里有人在本子上抄。

抄的是那三行。

“先说头一行跟第二行。”

“他们嘴上问判多少。”

“各位这一个月,把能说的都说了。”

“说了以后,回来了四百三十个。”

“剩下这二百八十二个,说了不管用。”

“为什么不管用。”

两点三十七分。

“因为他们要的不是那个数。”

“他们要的是: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这一样我在那边见过。”

“见过什么。”姓詹的问。

“第三十天。”

“我在一号楼那块黑板上算过一回数。”

“算的什么。”

“算一个人赎自己要多久。”

“那时候楼里挂着一句话。”

“业绩满四百万,可以赎身。”

“四百万这个数,谁也没有算过。”

“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大数。”

“大到什么份上,没有人算。”

“我那天写在黑板上。”

“一个月能记多少,一年能记多少。”

“四百万要多久。”

“算出来是八年一个月。”

“那天我先算了一遍平均的。”

“平均的算出来是往回走的——每干一个月,欠得比上个月多八百。”

“往回走的那个数太狠,狠到没有人肯信。”

“所以我又算了一遍最好的。”

“按全楼最能干的那一个算。”

“最能干的那一个,算出来是八年一个月。”

“那天全楼四百个人看着我写。”

“我写完,屋里安静了很久。”

“那个数很难看。”

“八年。”

“在那种地方,八年跟一辈子差不多。”

“可算出来以后,有一样变了。”

“什么变了。”

“在那以前,他们心里那个数是没有底的。”

“没有底的时候,人不会算八年。”

“人会算一辈子。”

“八年一个月,比一辈子短。”

屋里没有人说话。

“那天以后,一号楼有人开始记自己的数。”

“记在烟盒背面,记在鞋垫底下。”

“记不记得住是一回事。”

“肯记,是另一回事。”

“肯记的人,心里那个数就不是没有底的了。”

有一个人把刚才抄的那三行又看了一遍。

三点十分。

“今天这一样,是反着用。”

“怎么反着用。”

“那一回我算出来的,是他们出不去。”

“今天要算的,是他们出得来。”

苏丽娟把笔放下了。

她没有说话。

“那你说怎么讲。”姓詹的说。

“开一堂。”

“把不同情形下,大致是个什么区间,讲清楚。”

“讲的时候把算的路子摆出来。”

“哪一样加,哪一样减。”

“为什么加,为什么减。”

“谁讲。”

“不是我。”

“法条我不讲。”

“我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

“我讲了,是两样错。”

“头一样:我不懂,我讲错了,害人。”

“一百九十四个人听着,我讲错一句,那是一百九十四个人被我误了。”

“第二样。”

“就算我讲对了,也不该我讲。”

“为什么。”

“我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一个嫌疑人站在那儿讲那些法条。”

“讲出来的,谁信。”

“就算有人信。”

“那也不对。”

屋里安静着。

苏丽娟看着他。

下午三点四十九分。

“那你干什么。”

“我只把人分类。”

“分类你做得了?”

“做得了。”

“那八百个人的话,我一句一句听过。”

“他们怕什么,我记在纸条背面。”

“谁在那边干过什么,通话记录上都有。”

“台上的人讲完一类。”

“我说一句:这一类里头,我们这儿有多少个。”

“再举一个例子。”

“例子隐去名字。”

“我不说他们该判多少。”

“我说他们是哪一类。”

“这两样差在哪儿。”

“差在:说他该判多少,那是替法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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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哪一类,那是把他自己的事说给他自己听。”

“比方,台上讲完取现的那一类。”

“我说:我们这儿,取现的有三十一个。”

“再说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做了十一个月,取过多少回,每回多少,他自己都记得。”

“我不说他叫什么。”

“我也不说他该判多少。”

“那三十一个人里头,做过取现的,听到这儿自己就对上了。”

“对上以后,他会去听刚才台上讲的那一段。”

“他会再听一遍。”

“听第二遍的时候,那一段就不是别人的事了。”

“他是哪一类,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不清楚的是:他这一类,在台上讲的那几档里头,是哪一档。”

“把这两样接上。”

“剩下的他自己算。”

苏丽娟站起来了。

她走到白板前头。

她看着那三行字。

“这条线你什么时候想清楚的。”苏丽娟说。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我在那边干过的一样事。”

“哪一样。”

“我在那边替人算过账。”

“算完他们就照我说的做。”

“那时候我说什么他们信什么。”

“那不是他们信我。”

“那是他们没有别的可信。”

“今天这一百九十四个人也一样。”

“他们手上没有别的可信。”

“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站到台上去讲那一半。”

“你这个分寸拿得对。”

“法条那一半,我们请人来讲。”

“分类那一半,你讲。”

“中间那条线,谁也不许过。”

“还有一样。”她说。

“讲的时候要录。”

“录完要发出去。”

四点二十五分。

“发出去以后,那不是给那一百九十四个人听的了。”

“是给多少人听的,我们说了不算。”

“你想清楚。”

陈九斤把黑板笔盖上了。

他把它放回笔槽。

他没有站在白板前头了。

他往后走。

走到最后一排。

他在那儿坐下了。

从白板到最后一排,八步。

这八步他走得不快。屋里十四个人的头跟着他转。

他坐下以后,白板前头空了。

那三行字还在上头。

“我想清楚了。”

“录。”

“发出去。”

“有一样我提一句。”

“提什么。”

“别把我拍进去。”

“拍我说话可以。”

“别拍脸。”

“录声音,录白板,录台上讲的那位。”

“我说话的时候,镜头对着白板就行。”

“为什么。”

“我家里还有人。”

“我妈还不知道。”

屋里没有人说话。

他这三百七十二天,跟人说过很多回家里。

跟蔡三平说过妹妹的病。跟苏丽娟说过妹妹的透析。跟法工组说过那一万四千二百零八。

他一回也没有说过他妈。

姓詹的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一行。

“这一条我记下了。”苏丽娟说。

“不拍脸。”

“只录声音和白板。”

“什么时候录。”

苏丽娟看了一下手机。

她算了一下。

“请人要两天。”

“场地和机器要一天。”

下午四点五十九分。

“三天后。”

“三天后是第三百七十五天。”陈九斤说。

他没有问日子。

他自己算的。

他这三百七十五天,每一天都在心里过了一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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