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根据2002年吉林市杀人碎尸案改编而成,该案又称杨树彬团伙911杀人碎尸案,是2002年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的一起抢劫杀人碎尸案。
案件曝光
2002年,吉林市。那起后来被称作“杨树彬团伙‘9·11’杀人碎尸案”的案件,最初并不是以命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的。它先是一股气味,一团堵塞,一阵从下水道里反涌上来的异样动静。
9月11日晌午,船营区一栋居民楼里,住户们正过着寻常的午间时光。楼道里有人上下,有人开门关门,谁也没有料到,麻烦会从下水道里冒出来。先是有人发现下水不畅,接着,堵塞越来越明显,污水不再往下走,反而源源不断地往上涌。涌出来的东西油腻腻的,混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被住户形容为“肉馅”。不安的情绪在楼道里传开,有人皱眉,有人捂鼻,有人低声议论,最终,住户报了警。
那时的楼里,谁也不知道顶楼出租屋里住着什么人。后来,当年的目击者回忆,经过楼道时曾遇到相识的邻居,张玉良还故作轻松地打了个招呼。他和杨树彬两个人站在不远处,听了一会儿众人议论,还一起分析下水道里涌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肉。那语气、那神情,在事后回想起来,才显得格外反常。可当时,众人只是被下水道里的恶臭和堵塞搅得心神不宁,并没有把怀疑投向楼顶。
吉林警方很快赶到现场。楼道被封锁,取样、鉴定随即展开。结果证实,那些从下水道涌出的“肉馅”,系两名被肢解的女性。消息传开,整栋楼的气氛骤然变了。警方循着堵塞的来源一路追踪,很快锁定楼顶的出租屋。可等他们赶到时,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已经不见踪迹。出租屋里,还有两具没有处理完的尸体,现场留下了指纹。
随着调查深入,案件的轮廓逐渐清晰: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等人涉嫌绑架两名陪侍女性,抢得十六万元后,将她们杀害并肢解。被丢弃的碎尸堵塞了下水道,这起命案才以东窗事发的方式暴露出来。那栋居民楼里寻常的晌午,从此被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气笼罩。
此后,吉林警方先后七次成立专案组,意欲破案;公安部也下发通缉令。可四名犯罪嫌疑人却如石沉大海,仿佛从这座城市里骤然蒸发。案件曝光了,现场留下了,通缉令发出了,但追捕的路,才刚刚开始。
重启调查
2011年的哈尔滨,秋天来得比往年早些。
许建国记得那天是8月1日,建军节。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电脑屏幕泛着幽蓝的光,风扇在头顶嗡嗡转着,吹不散屋里那股闷热的暑气。巡特警支队第七大队的办公室不算宽敞,桌上堆着几摞卷宗,墙角还搁着半箱没喝完的矿泉水。平日里,他打交道的多是拦路抢劫和入室盗窃的“毛贼”——这些人手到擒来,审起来不费太大功夫。可许建国内心深处始终揣着一桩心事:他渴望侦破大案要案,那是刑警的“专利”,他一个巡特警,总觉得自己站在那扇门的外面,手搭在门把上,却迟迟推不开。
那天下午,他打开办公电脑,进入公安部的网络作战平台浏览。这是他的习惯——清网行动启动以来,平台上每天都在更新追逃信息,全国各地的案子汇成一条条数据,密密麻麻地排在屏幕上。大约一个月前,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约七个月的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哈尔滨市公安局随即层层部署,要求各单位梳理积案、比对信息。许建国所在的巡特警支队虽然不直接承办命案,但清网行动面前,没有哪个警种能置身事外。
他一条一条地翻着通缉令,鼠标滚轮咔嗒咔嗒地响。忽然,屏幕上弹出一张脸。那是一张黑白证件照,像素不高,有些模糊,照片上的男人方脸、浓眉,嘴角微微向下抿着,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许建国的手停在鼠标上,整个人僵住了。
他凑近屏幕,又往后退了退,眯着眼端详。眉宇之间,那种神情——太熟了。他脑子里“嗡”地一下,翻出一段极遥远的记忆:平房区老家属楼后面的土坡上,一群半大孩子打打闹闹,其中一个总爱剃光头,光溜溜的脑袋在太阳底下锃亮,大伙儿就叫他“武和尚”。
许建国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再和“武和尚”联系过。那些年,大家都互称绰号,后来各自奔了东西,天各一方,反倒把彼此的真实姓名给忘了。他盯着屏幕上“杨树彬”三个字,心里翻来覆去地对照:名字对不上,可这张脸——这脸他认得。
他抓起电话,打给几个老同学。一番辗转求证之后,电话那头的人“嘬”了一声,说:“对,武和尚就是杨树彬。他后来好像改了大名,不叫小时候那称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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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国放下电话,后背靠在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窗外,哈尔滨的天已经暗下来了,楼下马路上亮起一排橘黄色的路灯。他又转回去看那张照片。通缉令上的信息写得清清楚楚:杨树彬,伙同张玉良、吴宏业、戢红杰,2002年9月在吉林市船营区绑架两名陪侍女性,抢得十六万元后将其杀害并肢解。吉林警方先后七次成立专案组,公安部也下发了通缉令,可这四个人如石沉大海,一晃将近十年。
九年了,许建国想。他在平房区长大,那些年从没听说过杨树彬犯下这么大的事。街坊邻里提起杨家,只记得他母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女人,弟弟杨树凯也安安静静的。谁能想到,那个光着脑袋满街跑的孩子,后来会变成通缉令上的人。
8月1日当天,许建国就打了报告,成立了一个“九·一一”专案组。队里的人手有限,他挑了几个精干的,把办公室隔壁的小会议室腾出来,墙上贴了张哈尔滨市地图,杨树彬、吴宏业、张玉良三人的照片并排钉在地图上方。许建国拿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圈住平房区,说:“杨树彬、吴宏业、张玉良都是哈尔滨常住人口,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肯定留下大量社会关系和行动轨迹。咱们就从这儿开始,一家一家走,一个人一个人问。”
接下来的日子,专案组开始跑平房区。一百多户人家,五十多家单位,挨个走访。许多老住户搬走了,留下的也说不清杨家去了哪儿。有人回忆,杨树彬的母亲以前常去菜市场买菜,后来突然就不来了。有人记得杨树凯小时候在附近念书,后来也没了音讯。问到具体年份,大伙儿都挠头,只含含糊糊地说:“零几年吧……好像是2006年前后。”
许建国让人调出户籍底档,一查,果然,杨树彬的母亲和弟弟在2006年突然迁走了。迁往地址一栏填得含含糊糊,像是随手写的,再往下查,就断了线。他又让人查戢红杰的老家,吉林那边反馈回来的消息让他心里一紧:戢红杰的父亲和弟弟也在同一时期“失踪”了,亲友们同样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一家人举家搬迁,连亲戚都不告诉去向。许建国把这两条信息并排放在桌上,对专案组的人说:“如果杨树彬和戢红杰携带全家出逃,那他们的目标就会过大。目标大,给侦查带来的机会也就增加了。人走了,总得留下脚印。”
他重新梳理杨树彬的社会关系,把杨家在平房区能攀上关系的亲戚列了个名单,一个个打电话、上门问。多数人一问三不知,有的干脆把门关上。许建国不恼,隔几天再去,拎两斤水果,坐在人家客厅里聊家常,聊着聊着,把话头往杨树彬身上引。终于,杨家的一位远亲开了口。那人说,前几年杨树凯单身一人回哈尔滨治过病,自己还去医院探望过。去医院那天,他无意中瞥了一眼杨树凯床头挂的病历卡,上面的名字让他愣了一下:明明人是杨树凯,可病历卡上写的却是“王×凯”。
许建国听到这里,眼睛亮了。他追问是哪家医院、什么时候的事,对方记不太清,只说大概在2007年或者2008年。许建国马上带人跑医院,一家一家查。平房区的医院跑完了,又往南岗、道里跑,最后在一家医院的旧档案里翻到了那个名字:王学凯。挂号单上的名字清清楚楚,可地址一栏填的却是假的,按那个门牌号找过去,是一堵墙,墙后面是片拆迁工地。
线索又断了。
许建国站在拆迁工地旁边,看着推土机碾过碎砖烂瓦,嘴里嚼着根没点的烟。他把“王学凯”三个字写在手心里,回去之后往墙上贴了张新纸条。专案组的人围过来看,许建国说:“杨树凯改名了,叫王学凯。他能改,杨树彬也能改,戢红杰也能改。四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很可能都已经改名换姓,远走他乡了。”
他转过身,看着地图上那张被红笔圈起来的平房区,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改得了名字,改不了习惯。人活着,就得吃饭、穿衣、看病、出门。咱们顺着这些线,一根一根摸。”
那天晚上,许建国没回家。他坐在办公室里,把杨树彬的照片又调出来,放大,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他想起小时候“武和尚”光着脑袋在土坡上跑的样子,又想起吉林那栋居民楼的下水道里涌出来的“肉馅”。将近十年了,那栋楼里的住户大概早搬走了,可案子没搬走。
他点了根烟,在烟雾里把清网行动的截止日期又看了一遍:2011年12月15日。许建国把烟掐灭,给专案组发了条短信:明天一早,去查王学凯的就医记录,一个科室一个科室过。
短信发完,他靠在椅背上,听见窗外哈尔滨深夜的风声。从2002年吉林那栋居民楼的下水道,到2011年哈尔滨平房区这片拆迁工地,将近十年,四条人命,四个消失的人。许建国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他们到底藏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