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半，他们终于走到了砖井镇——离井队最近的小镇。说是个镇，其实小得可怜，南北一条街，东西一条街，两条街在正中间打了个十字，便算是镇子的全部了。街上空荡荡的，没几个行人，偶尔有一辆拖拉机突突地开过去，排气管喷出一团黑烟，在干燥的空气里慢慢散开。街两旁散落着几家铺子：一个小杂货商店，门板半边卸下来搭在门槛上，货架上摆着几瓶酱油、几袋盐、几卷卫生纸；一个卖凉皮的摊子，支着一张矮桌，桌面上油渍麻花的，几摞碗碟扣在塑料盆里；旁边是修鞋铺和配钥匙的摊子，两家挤在同一个屋檐下，一个修鞋匠正低着头敲鞋掌，铛铛的声响传出去老远；再过去一家理发店，门口挂着一块已经褪了色的木牌，上面“理发”两个红字漆皮剥落了大半，只剩下浅粉色的印迹，像一道淡淡的伤疤。
夏之阳走进那家杂货商店，买了两只牙刷。牙刷一块钱一只，塑料柄，刷毛硬邦邦的。他揣进兜里，正要往外走，许超跟上来，胳膊肘捅了捅他：“夏师，你说这地方，能不能买到收音机？”夏之阳回头看了看，店里的货架上确实摆着几样小电器——手电筒、电池、灯泡，还有一只银灰色的收录机。许超眼睛一亮，快步走过去把收录机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那是台老式的收录两用机，银灰色塑料外壳，边角磨得发白，按钮松松垮垮的，按下去“咔嗒”一声，弹起来又是“咔嗒”一声。磁带托盘是手动的，得用手拉出来推进去，没有马达助力的那种。喇叭罩上落了厚厚一层灰，灰黄色的，夏之阳用手指抹了一下，细碎的沙粒便粘在了指腹上，干燥而粗糙。
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胖男人，从柜台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来。他的头发花白了，乱蓬蓬地支棱着，脸上油光光的，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一件蓝布围裙系在肚子上，上面印着“砖井镇供销社”几个字，油渍和污迹把大部分笔画都盖住了。他笑呵呵地搓了搓手，指甲缝里嵌着黑油油的东西。“这机子好着呢，”他说，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能放磁带，能听广播，还能录呢。你看看，这成色，就跟新的一样。便宜，六十块钱拿走。”
许超“啧啧”了两声：“六十也太贵了，老板，三十吧。”
“三十？”店主像是被烫了一下，两只小眼睛瞪圆了，“三十连个喇叭都买不来！”
朱小虎在旁边帮腔：“老板，我们都是井上的工人，一个月才挣几个钱？你便宜点，我们三个每人一台，你一下子就卖三台。”
店主眯着眼睛想了想，伸出五根肉乎乎的手指头：“五十，最低价了。可你们得买三台，少了不卖。”
三人对视了一眼。五十块钱，在砖井镇不是个小数目。夏之阳犹豫了，他兜里只有五十三块八毛钱，这是下个月的饭钱。他捏了捏口袋里的钞票，纸是软的，被他的汗浸得潮乎乎的。可他看见许超和朱小虎都掏出钱来了，那两双眼睛亮晶晶地瞅着他，他咬了咬牙，也把钱摸了出来。那张五十的票子皱巴巴的，他用手掌压了压，才递过去。店主接过来，对着窗户举起来照了照，水印和人像都看得见，便麻利地塞进了抽屉里，拿出三台收录机来，用白色塑料袋装了，递给每人一个。
夏之阳把塑料袋撕开，把收录机托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银灰色的外壳滑溜溜的，凉冰冰的，像一块塑料做的石头。他把它凑到耳朵边轻轻摇了摇，听见里面有什么细碎的东西在响，沙沙的，像一小撮沙粒在塑料壳里滚来滚去。也许是掉了颗螺丝，也许是什么塑料碎渣。他懒得计较了，五十块钱，能出声就行。
出了店门，三个男人一人抱着一台收录机，像抱着什么宝贝似的走在砖井镇空荡荡的街上。许超已经急不可耐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盘磁带塞了进去，按下播放键，喇叭里传出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然后旋律慢慢地浮了上来——是那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流行的情歌，配器简单，节奏明快，男歌手的声音浑厚而深情。许超跟着哼了两句，走路的步子都轻快了不少。朱小虎却皱着眉不停转动调频旋钮，想找广播台，可喇叭里除了“滋滋啦啦“的杂音，什么也收不到。他使劲拉出天线，那一节一节银白色的细铁杆在风里颤巍巍地晃着，像一根过长的钓鱼竿，对着天空戳来戳去，可那杂音依旧，半点说话的声儿也没有。
“狗日的，这鬼地方，”朱小虎把收录机往怀里一揣，骂了一句，“连个响都收不着，买它干啥？”
许超笑嘻嘻地拍他的肩膀：“你要放磁带嘛，听歌不也一样？”
“听歌有啥意思？”朱小虎翻了个白眼，“我想听新闻，想知道外面咋样了。”
夏之阳没说话。他把自己的收录机也揣进了工衣的大口袋里，口袋鼓鼓囊囊的，凸出一块银灰色的棱角。他心里盘算着，等回家把这台机子给母亲送去。母亲爱听戏，黄梅戏、豫剧、京剧，什么都听。他小时候，家里那台老收音机就放在炕头的柜子上，每天晚上母亲拧开旋钮，等那“滋滋啦啦”的电流声慢慢变成唱腔，她就靠在被垛上闭着眼，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那时候的灯是黄的，暗的，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柔和极了。他想要那台收录机快点到家，快点到母亲的手里，让她在枣树下，在阳光里，再听见那些她听了半辈子的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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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天色忽然阴下来了。那阴不是从西北方的天边一层层压过来的，而是从南边的山梁后面翻涌上来的。云是灰白色的，厚墩墩的，湿漉漉的，像是浸饱了水的棉絮，以惊人的速度在天幕上铺展着、翻滚着、推挤着，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不停地搅动它们。夏之阳抬头看了看，鼻子里闻见一股潮润润的土腥气——是雨的味道，这沙漠里最奢侈的味道。
“快走！下雨了！”许超喊了一声，把收录机往衣服里一塞，三个人同时加快了脚步。可那雨比他们更快，不到一袋烟的功夫，零星的雨点就飘了下来。那雨不是砸下来的，是飘下来的——细细的，密密的，斜斜的，被南风推着打在脸上，凉丝丝的，痒痒的，像无数根看不见的、冰凉的、没有重量的丝线轻轻拂过皮肤。他们的工衣表面很快浮起一层潮润的水汽，沙尘被雨水压住了，空气里那股干燥呛人的土味渐渐淡下去，换成了一种清爽的、带着青草气息的湿润。
“哎哟、我的腿！”许超走了不到两里地就龇牙咧嘴地叫起来，“不行了不行了，这两条腿跟我闹意见了，酸得像泡了醋。”他一瘸一拐地踩着路边的土坎，鞋底在湿滑的沙土上直打滑。
夏之阳的脚也在疼。那双工靴的底子已经磨得薄了，走在这种高低不平的黄土坡上，脚掌能清楚地感觉到底下每一颗石子、每一块硬土疙瘩的轮廓。他的脚后跟磨出了泡，每走一步，那泡就被挤压一下，钝钝地疼，像针扎似的。可他没吭声，只是把步子放慢了一些，等许超跟上来。
朱小虎走在最前面，他把收录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尽管在风里雨里那歌声被撕扯得断断续续的，可还是能听见男歌手在唱——“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那旋律轻快又俗气，可在这片空旷得让人心慌的黄土上，却有种奇异的安慰感。
“许师，“夏之阳喘着气问，“你说咱们今天走了多少里？“
“四五十里总有吧，“许超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我的娘，比我当年在部队拉练还累。”
“部队你还走过长路？”
“那可不，”许超来了兴致，步子也不那么慢了，“有一回拉练，背着四十斤的背包走了六十里，脚底下全是血泡，晚上脱鞋的时候袜子都撕不下来。可那时候年轻啊，睡一觉第二天又生龙活虎的。现在？”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现在这老骨头不行了，四十里就散架了。”
夏之阳笑了笑。他想，人这一辈子，就是不停地走。在部队走，在厂里走，在这片黄土高原上走。走到脚起泡，走到腰直不起来，走到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还得走。什么时候算到头呢？他不知道。许超也不知道。可他们现在走在这条被雨水打湿的土路上，收录机里放着俗气的歌，风从南面吹过来，雨丝打在脸上，他们一起走着，像三个被这个世界暂时遗忘了的人，在又累又疼又湿又冷里，居然也走出了一点微微的暖意。
四点半，他们终于远远地看见了井队那座井架，四十多米高，戳在灰蒙蒙的天幕下，像一个沉默的哨兵。铁皮车厢一排排地卧在沙地里，烟囱里冒着细细的白烟，有人在做饭了。夏之阳心头一松，脚底下的疼也跟着减轻了几分。
“休息会儿！”三个人几乎同时喊了出来，然后一屁股坐在路边的荒草地上。那草地稀疏得很，一簇一簇的矮草顽强地扎根在沙土里，中间夹着几朵指甲盖大小的黄色野花，被雨水洗得鲜亮亮的。夏之阳把工靴脱了，袜子湿了一半，脚后跟那块皮肤红红的，鼓着一个软软的水泡。他没去碰它，就那么让它晾着，雨水打在脚背上，凉丝丝的，挺舒服。
许超仰面朝天躺了下去，也不管地上湿不湿，把收录机贴着耳朵放，闭着眼睛哼歌。朱小虎坐在土坎上，从兜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烟卷叼在嘴上，火柴划了三下才划着，凑上去点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青白色的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今晚有雨，”朱小虎望着天说，“下透了，明儿个地里就能种庄稼了。”
夏之阳也望着天。那灰白色的云层越来越厚了，天色暗得像傍晚提前来了。雨比刚才密了一些，打在铁皮车厢顶上，沙沙沙地响，像千万只蚕在啃桑叶。他闻见炊烟的味道了——是那种干柴烧出来的、带着一点焦香、一点暖意的烟。他的肚子适时地咕噜了一声。
“走，吃饭去。”他站起来，穿好鞋，拍了拍屁股上的沙土。三个人收拾好收录机，拖着一身疲惫，朝那排冒烟的寝车走去。
晚饭是馒头、咸菜、大米粥。夏之阳端了一只搪瓷碗，盛了满满一碗粥，蹲在寝车门口的沙地上，一口一口地喝着。粥是滚烫的，米粒已经熬化了，米汤稠稠的，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雨丝飘到碗里，在粥面上点出一个个小小的圆晕，像谁在水面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的细纹。他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不是粥有多好喝，只是想多留住一会儿这股热乎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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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雨还在下，不紧不慢的，打在铁皮车顶上沙沙地响。夏之阳翻来覆去地摆弄那台收录机，旋钮拧过来拧过去，喇叭里始终只有“滋滋啦啦“的杂音，偶尔冒出一两个模糊的、像是被风吹跑了半截的字眼，一闪就没了。他想，也许天线不够长，信号收不到。
他穿上工靴，披了件旧雨衣，打着手电筒出了门。在井场边上的废料堆里翻找了一阵，终于捡到一根三四米长的粗铁条，生了锈，弯弯曲曲的。他拿着铁条回到寝车，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将铁条的一端弯成钩子，牢牢钩在窗台铁皮的边缘上，再把铁条从窗缝里伸出去，高高地翘着，指着头顶黑沉沉的天。他又把收录机自带的拉杆天线全部拽出来，找了一截细铜丝，一圈一圈地把天线和铁条缠在一起，打了好几个结，拽了拽，紧了，不会松。
他重新打开收录机。旋钮慢慢地转动，指针在刻度盘上一点点地挪动。“滋滋啦——”杂音响着，忽大忽小。他把耳朵贴在喇叭上，屏住呼吸，那杂音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挣扎，在突破——忽然，一个声音从那些碎裂的电流中浮了出来，断断续续的，被风撕扯得支离破碎，可那确实是一个人的声音，带着广播电台特有的圆润腔调：“……银川……天气预报……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风力三到四级……”然后“滋啦”一声，又没了，只剩下那些细碎的、干燥的、沙粒般滚动着的杂音。
夏之阳把旋钮左右微调，想抓住那个声音，可它像一只受惊的鸟，扑棱棱飞走了，再也没回来。他靠在枕头上，把那台收录机搁在胸口，喇叭贴着他的下巴。杂音沙沙地响着，他闭着眼，听着。那声音里仿佛什么都有——有风从沙丘上滚过的呜咽，有铁皮车厢在夜里微微颤抖的嘎吱声，有雨水顺着窗玻璃往下淌的潺潺声，有远处某个未眠的工友翻身的、床板吱呀的呻吟，还有他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沉闷而固执地敲着。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成了那一片杂音。
过了许久，他把收录机关了，从枕边摸出纸和笔，就着手电筒的光，在窄窄的纸页上写：“砖井镇，五月十七日，雨。买了台收录机，五十块，收不着台，等回家给娘听戏。“他停了停，笔尖悬在纸面上，又添了一句：“娘，你爱听的黄梅戏，回去我放给你听。那边信号好，一定收得着。“
他把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窗外的雨还在下，沙沙的，温柔的，像母亲在黑暗里轻轻哼着什么。他想，等回家就好了。等回家，把这台收录机插上电，拉出天线，对准家乡的天空，那些戏文就会从喇叭里淌出来——黄梅戏的轻柔，豫剧的婉转，京剧的铿锵，娘听着，眼睛闭着，手在膝盖上打拍子，嘴角微微翘起来。那时候，他就不用再听这些“滋滋啦啦”的杂音了，他就能听见母亲的心跳声了，那声音一定是暖的、稳的、带着枣花香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