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正寺问许怀安，认不认识“袁忠”。
许怀安答：“认识这两个字。”
问话官等了一会儿。
“还有呢？”
“袁是姓，忠是名，也可能反过来是句评价。”
“你身为前朝皇嗣，对夜收旧记当真毫无印象？”
“身份是后来查明的，旧记没人教过我。”许怀安说，“若血脉能附送衙门规程，我在白石渡就不用排队查账了。”
旁听席有人没忍住，咳了一声。
宗正寺问话官没有恼。
他让记录吏写明：本人无法辨识，不作为否定，也不作为佐证。
这比让许怀安凭感觉猜一个答案要慢。
却省得多年以后，有人把“殿下看了一眼”写成皇室密证。
韩守义带来的旧档里，确有袁忠。
前朝末年，承发体系曾设过一名夜收校簿，姓名袁忠。职级不高，负责把夜间暂收事项编入次日复核表。他没有调兵权，没有宫门令，也没有资格单独动用行台印。
旧档最后一次记载，是大宁覆亡前十一个月。
其后去向空白。
“会不会就是他留下整套网络？”刑部官问。
“可能参与过旧规。”韩守义答，“但月记早于他六十多年。不能因为一名修桥吏叫袁忠，就把河也说成他挖的。”
会审院又调来大雍接管初年的制度册。
新朝删去了夜收校簿这个职位。
月牙记保留。
原因写得很朴素：诸署夜急事项仍需区别昼件，旧样通行，暂沿用。
这一“暂”，沿用了几十年。
制度册旁还夹着一张接管物资单。
旧印熔毁。
旧门牌改字。
旧账桌继续使用。
月牙木戳原本也列在熔毁项，后来被值房申请留下，理由是新刻一枚要花十二文，拿刀把旧朝年号削掉只花两文。
林小满核完两笔旧账，确认那十文确实省下了。
“所以一套跨朝旧记，最初是为省十文留下的？”横刀问鼎问。
“至少这只木戳是。”林小满说。
韩守义看着物资单，神情有些复杂。
旧臣口中的祖制，到了接管账上，只值十文差价。
他却没有说物资单辱没先朝。
“制度能留下，常常不是因为它高贵。”他说，“只是换掉太贵，或当时没人有空换。”
这句话也进了笔录。
它解释不了后来谁利用旧记，却解释了为什么大雍官吏会熟练使用一个前朝符号，而不觉得自己正在替前朝办事。
初时月牙旁必须补夜值人真名。
后来有些衙门嫌一件急递要签三遍，便把值班席位写成“夜一”“夜二”。再后来承发库换过一次总账格式，边码只留两格。有人开始写姓，有人写值号，也有人沿抄旧样。
“袁忠”就是在那时重新出现的。
最早一笔，距前朝那名校簿失踪已有二十余年。
若他活着，年纪不是对不上。
只是不能仅凭这两个字把所有签名都算到他头上。
宗正寺又查许怀安的宗籍匣目录。
匣中黄绢、宗谱和旧印记载里，没有“袁忠传嗣”“夜收归皇嗣”一类条目。甲七宗籍匣仍由薛谨贴身保管，只验外封和目录，不因宗正寺提出问题便临时开匣。
一名问话官提出，或许皇室暗传从不入档。
薛谨答：“可能。但‘可能不留证据’不能当作证据。”
许怀安更直接。
“若真有只传皇嗣的暗号，那它传到我这里时显然断了。”
他没有因承认不知道而失去修为。
也没有因此多出一条系统提示。
引气六层还是引气六层，桌上的七页账也没有自己翻面。
主审让文书师当场比字。
七页总账上的“袁”字，有的撇长，有的折硬；“忠”字心部更明显，两页用旧体，三页用现体，一页少一点，最后一页墨色还分成两次。
至少不是同一只手在同一时期写成。
林小满把七页对应到七处来源。
城门司夜收报来的边码上有袁忠。
承发司的补用途回执上有袁忠。
驿递柜的封袋登记也有。
七处轮值表中，没有一个在册书吏真叫袁忠。
“共用假名？”薛谨问。
承发库一名老吏摇头。
“我入值时，前任告诉我，那两格若不知写谁，就写袁忠，意思是原账照录、忠实无改。”
“谁规定的？”
“前任。”
“前任是谁？”
老吏报了名字。
人已经告老回乡。
另一名书吏听完却说：“我们署不是这个意思。袁忠是夜栏的旧校名，写上表示这一页不用重编。”
第三处更直接。
“我以为是承发库收件人的名字。”
堂上安静了一阵。
一个名字，被三处解释成三种意思。
大家都觉得自己只是沿用。
沿用到最后，没有人知道最初是谁要求写的。
这不证明“袁忠”无害。
恰恰相反，一个没人负责、又能让多处默认放行的名字，本身就是条件的一部分。
许怀安看着那七页纸。
“若有人想让某件事在夜间少问一句，只要把正确的旧记放到正确的位置。”
“你认为真实袁忠仍在控制？”主审问。
“我认为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能省掉哪一步。”许怀安说，“是不是同一个人，还不够。”
他说得谨慎。
可另一项时序仍拉着他的判断。
七种笔迹不一样。
七处用法也不完全一样。
但每一页“袁忠”，都出现在承发库总账开栏之后。
许怀安把它们并排时，那个最简单的解释再次浮上来。
承发库先开一扇门。
七处看见门开，再各自使用同一个旧名。
血脉没有告诉他答案。
账上的先后，似乎告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