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伦先回了家,把六十九枚铜元堆在桌上,阿满先抢了一枚去看年号,被朱素秋从指缝里抠回来。她把钱分成三堆,药钱放在空碗旁,灯油钱压到灯座下,剩下的才装进旧布袋。
“今日的药是欠的。”朱伯伦提醒。
“我知道。”
“这堆用作明日买。”
“我也知道。”
“房钱呢?”阿满问。
朱素秋把最小的一堆推给他:“你数数够不够。”
阿满数到十七,忘了前面是十六还是十五,只好重新排。他把铜元摆成一间歪屋,数完还缺一堵墙,抬头说:“不够。”
“那就先不造屋。”朱素秋将钱扫回布袋,“药一角六分,灯油十二枚,米钱四十枚。还剩多少?”
阿满掰着手指,越算越少,最后把自己的十根手指全握住:“没有了。”
“剩十三枚。”朱伯伦说。
“舅舅替我长了三根手指。”
“那三根明日拿去找活。”
朱素秋从十三枚里又取走一枚,换成两张成衣铺裁剩的厚纸:“空手去也找不到活。纸不能赊。”
桌上很快铺满旧稿。朱伯伦先挑出那篇西陆局势,又找出一份军事评论,二十多页纸从军费谈到铁路调动,字写得最整齐。朱素秋翻了两页,问:“码头拿这个做什么?”
“看我能译西文。”
“他让你写哪条船几时来,你给他看哪国财政大臣突然辞职?”
朱伯伦把两篇稿压到桌角。
能公开拿出去的旧纸不多。福昌布号的来信和货单属于商号,原件不能带;父亲的东文词钞只有抄条;代写家书写着别人家里的姓名。他翻到最后,从旧报剪下半栏轮船消息,又找到一张作废的平码头货签。
“剪四张。”他说。
朱素秋拿起剪子:“厚纸只有两张。”
“每张裁两半。”
“再裁就跟药铺欠单一样窄。”
“够写一件事就行。”
第一张写轮船时刻。旧报上的船名用了音译,平码头的公告却用商号惯称,朱伯伦把两种名字并在一处,下面只列靠岸时辰和泊位。第二张写货单重量,毛重、皮重、实重各占一行,旁边留换算结果。
第三张本该抄商函。他没有照搬福昌布号那封索赔信,只把公开货签里的箱号换进去,自拟一句询问到货日期。写到署名处,他停了笔。
“商函没有商号,谁写给谁?”朱素秋问。
“试样。”
“没头没尾,也像捡来的。”
朱伯伦在上方添了一行:应买方查询船期。落款只写译者朱伯伦,不替任何商号盖章。
“这张收几枚?”朱素秋问。
“还没见到活。”
“人家先问价,你总不能再问马账房。”
朱伯伦把过去几张存底摊开。有的按行给三枚,有的整页只给四十枚,代写短信更便宜。他在信封背面列了两种:照译按采用行算,改写另议。写完又将另议划掉,改成先定价。
“另议怎么不好?”
“等写完再议,纸在人家手里。”
“那你先收钱。”
“码头上可未必肯。”
“不肯再说。你不能每次都等别人替你的字出价。”
朱伯伦握着铅笔想了半晌,在信封角上添了四字:落笔前议。
第四张是西陆短电。他从报纸上选了财政大臣请辞那则,压到六行以内,地名和人名保留原文拼法。现代记忆里更熟悉的官衔到了笔下,他又划去,换回这几日报纸沿用的称呼。
十张东文词签夹在父亲旧账里,露出长短不齐的纸头。朱伯伦抽出社会、劳动、机关三张,想了一会儿,又把机关塞了回去。
朱素秋瞧见:“不是要考这个?”
“考书馆。码头若拿来东文,我只认一部分。”
“那就写一部分。”
“人家会当我全会。”
“你在纸上写清。”
他在求活用的纸背添了一行:东文可认常用汉字词,长句须核。写完嫌字挤,又把常用二字划掉,改作东文可认部分汉字词。
阿满趴在桌边,看四张窄纸排开。他先去摸轮船时刻那张,被朱素秋用顶针敲了指甲。
“让他看吧。”朱伯伦说。
“他懂轮船?”
“看他能不能找到几点开。”
阿满得了许可,立刻把纸举到灯前。船名里的洋字他一个也不认,只沿着数字找,最后指住“六”字:“六点。”
“那是六码头。”
“几点?”
阿满又找了一遍,指到右下角的十八:“十八点。”
海津旧报用的是十二时,外文原表却写十八时。朱伯伦换算时将傍晚六时记在旁边,两个六隔得太近,孩子只挑了最大的数字。
“舅舅写错了?”
“没错,是难找。”
“难找就是不好用。”朱素秋说。
朱伯伦将船名、时辰、泊位重新排过,时辰移到最前,六码头改写在末尾。纸窄,船名被挤成两行,他删去外文商号的全称,只留能在码头问路的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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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满再看一遍,这回先找到傍晚六时,又把六码头念成六号码头。
“船到了做什么?”阿满问。
“卸货。”
“什么货?”
朱伯伦低头看纸。原消息只说客货轮,他为了省地方,把客货二字一并删了。码头账房也许只问泊位,等船接人的车夫却要知道船上有没有客。
他把客货轮三字补回去,纸面又挤满了。朱素秋看了一眼,拿剪子削掉右边一条白边,让四张纸仍能塞进信封。
“在哪儿?”朱伯伦问。
“最后。”
“哪条船?”
阿满卡住了。两条船名紧挨着,第二条的时辰被他看进第一条。朱伯伦在中间加了一道短横,笔尖刚落便停住,又把横线擦掉,空出一格。阿满这回没再认串。
右眼读到这里已经疼得睁不开。他将灯移到左边,头也跟着偏过去,四张纸在桌面斜成一排。朱素秋看了半晌,把重量样稿抽出来。
“这几个数太小。账房看得见,搬货的看不见。”
“给账房看。”
“拿到码头,先接你纸的从来都不是账房。”
朱伯伦把毛重、皮重、实重三个数重写了一遍,字大一倍,解释反而删的只剩货号。第三张商函也由朱素秋挑出两处挤成团的小字,他没争,换纸誊清。
忙到灯油下去一截,四张样稿才装进旧信封。正面写能看的语言:法文、德文、英文、部分东文。背面写结钱方式:试译前定采用价,原件当面交还。
朱素秋读到最后一句:“人家若不肯呢?”
“换一家。”
“那倘若家家都不肯呢?”
朱伯伦把十三枚铜元装进衣袋,里面少了一枚纸钱,只剩十二枚:“那我走回来。”
他在月份牌上从四日画到九日,每日只画一格,没有往格里填能挣多少。十日格钉着书馆启事,他用铅笔重新描了一遍;十一日的欠租条留在旁边,四元五角仍是四元五角。
夜里阿满睡着后还握着一枚当筹码用的旧纽扣。朱素秋从他手里取出来,塞进求活的信封,免得纸角折坏。
“纽扣也算钱?”朱伯伦问。
“算你欠阿满的。”
一月四日天没亮,朱伯伦沿电车轨道往西平码头走。街上还没有车,铁轨吃着夜里的冷气,鞋底踩过去直打滑。他走一段便停一段,十二枚铜元在口袋里碰响,信封压在短衫内侧,硬纸角顶着肋骨。
过石桥后,路边陆续有挑担的人赶上来。两个脚夫谈的是哪家栈房拖欠昨日工钱,一个穿旧长衫的年轻人边走边背洋文字母,念错一处便从头再来。朱伯伦没有搭话,只在岔路口跟着运煤车转向码头,车轮碾过积水,污点溅到裤脚,也溅湿了信封的下角。
他停在一间没开门的饼铺檐下,把信封抽出来。厚纸只湿了一角,里面那张轮船时刻没沾水。阿满塞进去的旧纽扣滚到掌心,边缘磨得发亮。他拿纽扣压着信封口,将湿角在袖内焐了一会儿,等纸不再往外洇,才继续走。
平码头外的早点摊刚支起锅,译馆和栈房都没有卸门板。门前已经站了七八个人,有人抱账簿,有人夹洋文报纸,还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捧着新印名片,不肯往煤灰重的墙边靠。
排在最前的人带着砚台,显然来过不止一次。他听见后面脚步,只回头扫了一眼,便把自己的位置往门中间挪。学生模样的青年问今日哪家先招人,没人答;卖早点的却隔着热气说,门开后谁先抢到纸算谁的。
朱伯伦看了眼左边那扇小门,门楣上钉着一块翻译代办的木牌,东、西两字被煤烟熏得只剩半边。他将信封里的能力说明摸了一遍,部分东文那行正压在最外面。
朱伯伦排到最后,前面的人回头看了眼他的旧信封,又转回去。
第一块门板还没卸下来,门里有人先喊:“会东文的站左边。只会西文的,别堵门。”
队伍立刻从中间裂开,朱伯伦握着旧信封,没有跟着人群往左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