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三月，颉利可汗被押到了长安。
消息传开那天，长安城炸了锅。老百姓从各个坊里涌出来，挤在朱雀大街两边，踮着脚看这个压了中原十几年的突厥可汗长什么样。颉利坐在囚车里，身上裹着件破旧的羊皮袄，不看两边，只是死死盯着脚下的木板。
几天后，李世民在顺天楼摆了一桌酒。
李世民坐在主位，颉利坐在下首。李世民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推到他面前。
颉利捧着酒杯，手一直在抖。
十几年前，他爹始毕可汗带着突厥铁骑把李渊围在马邑；几年前，他带着十几万骑兵打到渭水便桥，逼着李世民签下盟约。那时候的大唐，得给突厥送钱送粮。
如今，他坐在下首，捧着李世民亲手倒的酒，连头都抬不起来。
“喝吧。”李世民说，“以后你就留在长安，不用回草原了。”
颉利一仰头把酒灌了下去，呛得直咳嗽。
满朝文武看着这一幕，谁都没说话。但长安城里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比以前直。
也是在这一年春天，洛阳西市一个卖布的小贩，赶着一辆破牛车，往长安去。
他姓崔，三十出头，做了九年生意。头几年在洛阳王世充手底下混，后来又在河北窦建德的地盘上跑过买卖，最近三年在大唐的地盘。换了几个东家，他还没死，他觉得是自己命大。
以前贩布是个玩命的活。从洛阳到长安六百里，要过潼关、华阴、渭南三道关隘。每个关隘都有兵，每拨兵都要抽税，每抽一次税就少半匹布。
运气不好遇到溃兵，一把刀架在脖子上，牛车牵走，帛留下。人能不能活到下一个村口，看你跑得快不快。
他跑过。跑丢过一只鞋，跑断过一根肋骨。那批货没保住，本钱全赔了。他在洛阳东城外的破庙里饿了三天，靠给人扛大包才凑齐了回本钱。
所以这次出门，他腰里还是习惯性地别了一把短刀。
一路走到潼关，没人拦他。
守关的士兵看了他的路引，点了点车上的帛，撕了张税单递过来。税单上写得很清楚：二十匹帛，过关税若干，盖了官印。
他看了看数目，比往年少了三成。把税单揣好，赶着牛车继续走。
一路上没看到一个溃兵。官道上隔几十里就有个客栈，客栈门口挂着灯笼，里头在煮羊肉汤。
他住了一夜，付了四文钱，吃了一碗羊肉汤。
第二天早上出门，客栈老板追出来，递给他一个油纸包：“里头是昨天剩的两个饼，路上饿了垫垫。”
他捧着油纸包站在官道上，愣了很久。以前住店，店家连自己的东西都看不住，哪还有多余的饼给你？
到了长安，他先把货卸在西市的仓库里，然后去光德坊找一个人。
这人是他的债主。七年前他在洛阳被溃兵抢了货，欠了人家十二匹帛。七年里陆陆续续还了八匹，还剩四匹。
战乱的时候，大家都穷，谁还顾得上谁欠谁的？但他打听到这人还活着，搬到了长安。
他敲开门的时候，债主正在院子里晒被子。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老了，都瘦了。
他把四匹帛放在院子里，说清了。
债主看了他半天，说：“你瘦了。”
“你也老了。”他笑了笑。
说完，他转身走了。债主追到门口喊：“吃了饭再走啊！”
他摆了摆手，头也没回。
长安西市，每天日出敲鼓三百下，开市。
鼓声刚敲完，南门就涌进来一拨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没有补丁的粗布衣裳，手里捏着一只麻布小袋，袋口补了两处，用不同颜色的线。
她走到米铺门口，抬头看木牌上的价。
她不识几个字，但木牌上的字她认得：粟米，斗三钱。
长安城里扛一天活，工钱五文。一斗米够一家三口吃三四天。干一天活，够全家吃一礼拜。
她把布袋里的零钱数了两遍，走到柜台前，把袋子放上去：“五升。”
掌柜的舀了满满一斗，又顺手多抓了一小把倒进去。
“多少钱？”
“十五文。”
女人数出十五文递过去。掌柜的接了，没多收。
她背着布袋走出米铺，拐进隔壁的布店，用剩下的一文钱扯了半尺红绳。
不是给她自己。是给她闺女，今年腊月出嫁，总得有个红头绳扎辫子。
布店隔壁，一个挑担卖馄饨的老头蹲在墙根打盹，呼噜声盖过了隔壁铺子的吆喝。
市署的楼上，一个年轻的书吏正趴在案上抄录今天的市易账目，抄到一半，打了个哈欠。
外面的阳光照在青石板路上，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贞观四年，长安城住着将近一百万人，东市和西市每天有几万人进出。
所有人都在忙同一件事：活着，然后活得更好一点。
没有人庆祝太平。太平不需要庆典。
冬天，李世民在显德殿里批折子。
刑部递上来一份折子，他翻开看了几眼，放下了。
上面只有寥寥几行，最末了一个数字：二十九人。
他把折子压在案头，没有批字，随后站起身，走到殿门口。
外面的雪还在下，宫墙外隐约传来西市收市的鼓声。
三十年前，他爹在太原起兵。那时候天下户口八百多万户，隋炀帝征高丽、修东都、开运河，把老百姓的骨髓都榨干了。他爹打进长安的时候，天下户口只剩不到三百万户。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那些逃亡的流民回来了，抛荒的田地重新种上了，人口终于开始往上涨了。
他转身走回案前，把那折子合上，放到一旁，然后拿起下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