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茂才蹲在床沿,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指了指床底。
陈醒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床板离地不到一尺,底下塞着两只纸箱和一堆旧报纸,最里面横着一只木箱,箱面被灰尘盖得看不出本来颜色,只隐约透出几道木纹。
孙茂才没起身,膝盖在地面上挪了半步,伸手进去够,指尖刚碰到箱沿就缩回来,在裤子上蹭了蹭灰。
“拖出来。”
他说。
陈醒蹲下,两手抓住木箱外侧的铜环,往外一拽,箱子比预想的沉,底下的泥灰被拖出一道印子。
箱盖上的灰积了厚厚一层,像一层毡子,锁扣锈成了铁疙瘩,扣鼻和搭扣粘在一起。
孙茂才从裤兜里摸出一把螺丝刀,刀头磨得发亮,他插进锁扣缝隙里,手腕一别,锈屑簌簌往下掉,锁扣弹开时发出一声闷响。
他把螺丝刀搁在床沿上,掀开箱盖,里面铺着一层油布,油布已经发硬发脆,边角碎成了几片。
油布下面是一卷纸,用麻绳扎着,纸页从绳结两侧鼓出来,颜色黄得发褐。
孙茂才把麻绳解开,纸卷摊在膝盖上,动作很慢。
第一页纸的边角掉了一小块渣,他捡起来搁回纸上,没再动。
陈醒看见纸面上印着“市人民法院”的抬头,红字褪成了粉白,下面的案由栏填着“侵占商号资产”,原告一栏写着“陆记商号”,被告是“韩世昌等三人”。
孙茂才翻页时手指捏着纸边,纸页发出干涩的窸窣声,有一页的折痕处裂了道口子,他停了一下,用指甲把裂口对齐,继续往下翻。
最后一页是判决书,钢笔字写得很密,末尾盖着法院的红章,章色已经很淡了,但“中止执行”四个字还看得清,盖在判决主文旁边,墨色比正文深。
孙茂才把判决书那页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的:银库封条,钥匙在陆手。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把案卷合上,搁在膝盖上,两只手压着封面。
“韩世昌当年就是靠这桩案子把陆总逼走的。”
他说这话时声音不高,嗓子像被酒泡过,“他拿假账告陆总欠他钱,法院判了,但没执行——因为陆总把银库封了,谁也拿不到东西。”
陈醒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底账,翻到夹着纸条的那页。
底账上那笔“代购铜料”记在1952年秋,金额栏写着“肆佰捌拾万圆”,旁边用红笔打了个勾。
他把案卷翻开,找到韩世昌主张的欠款数额,两相对照,数字分毫不差。
孙茂才凑过来看了一眼,鼻息喷在纸面上,吹起一层细灰。
“他拿自己编的账告状,法院判了,但东西封在银库里,他拿不到。”
他直起腰,后背的骨头响了一声,“现在他儿子拿同一笔账来要钱。”
陈醒把案卷和底账并排放在写字台上,拿镇尺压住。
案卷最后一页的判决日期是1954年3月,底账那笔记账日期是1952年10月,中间隔了一年半。
他想起分家单上那个被涂掉的“赵”字,想起韩继业在茶庄里端茶杯时手指顿住的那一下,想起钱慧兰说的“底下埋着东西”。
他把案卷重新卷好,拿麻绳扎紧,搁进铁皮柜里,锁上柜门。
“这份案卷,明天送街道办。”
他说。
孙茂才把酒盅倒满,二锅头的味道在屋里散开,盖过了旧纸的霉味。
他端起酒盅,没急着喝,先看了一眼铁皮柜,又看了一眼陈醒。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他一口喝干,酒盅顿在方凳边沿,磕出一声脆响。
他站起来,膝盖又响了一下,走到门口时停住,手扶着门框,门框上的漆皮翘起一块,他拿指甲按了按,没按平。
“韩世昌当年使了两个人做假证,一个姓周,一个姓李。
姓周的死了,姓李的还在,住鲜鱼口。”
他说完推门出去,脚步声在院子里响了几下,院门开合,外面传来周小满的喊声。
陈醒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周小满拖着两只大箱子进了院门,箱子上贴着“广州—北京”的托运标签,标签边角卷了起来,沾着黑乎乎的机油印子。
她把箱子往地上一搁,直起腰冲东厢房喊:“陈醒!
深圳那边有新货,电子表,还有尼龙袜,你要不要看?”
陈醒放下窗帘,回头看了一眼铁皮柜。
柜门上的锁扣有点松,他伸手拧了拧,锁扣晃了一下,没拧紧。
桌上的底账还摊着,红笔勾过的那行字在灯下泛着暗红。
院外周小满又喊了一声,这次声音更近,像是走到了东厢房门口。
陈醒把底账合上,塞回抽屉,抽屉关到一半卡住了,他用力推了一把,铁皮柜跟着晃了晃,柜顶的灰落下来,在桌面上铺了薄薄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