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灯亮到了天亮。
孙素琴的老花镜换了两个戴法，最后干脆推到额头上，眼睛贴着账本看。十几本账，丙寅年的旧封皮，里头的字却新。她一页一页过，手指蘸着唾沫翻纸，翻纸的声音在屋里响了一夜。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
窗外发白的时候，她抬起头，眼睛熬得通红。
“清欢。”她把三本账推到桌子中央，“你过来自己看。”
宋清欢走过去。桌上摊开的三页纸，每页都折了角。
“阴阳发票。”孙素琴的嗓子哑了，“棉花调拨单上写三百吨，入库单是三百吨，可配套的采购发票，开的是五百吨。多出来的两百吨，钱走了另一个户头。这样干，十几年，一年两三笔。”
她的手指停在其中一页上，抖了一下。
“还有这个。八一年，东头服装厂补税案。补税三千二，理由是账外经营、偷漏税款。”她抬起眼，“清欢，这是当年判你们家作坊的那笔账。发票号，在这本册子的第七页，能对上。”
屋里静了几秒。
宋清欢伸手，把那一页抚平。纸面上墨迹陈旧，数字却清清楚楚。虚开的进货票，倒签的日期，省纺织厂的骑缝章盖在角上，红印泥都洇进了纸纹里。
上辈子背了十几年偷漏税三个字，原来根子在这儿。一张票，一个章，压塌一个作坊，压走一个人的一生。她爹蹲在作坊门口抽烟的背影，隔着十几年的光阴，忽然又清清楚楚立在眼前。
她把账本合上，动作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了谁。
“素琴姐，这三本，单独收。用油纸包三层，跟来的时候一样。”
“清欢，”孙素琴站了起来，“这是要翻案啊。牵扯的是省纺织厂，是——”
“是十几年的棉花配额，是黑棉花，是三道封条。”宋清欢把账本摞齐，“素琴姐，站台上那列车，车门上封的是棉花的黑。这一箱，封的是人的黑。都得开。”
……
第三天夜里，有人敲门。
敲得很轻，三下，停，又三下。保卫科的探照灯扫过院墙的时候，厂区的狗都没叫，来的人走的是正门。
门外站着两个生面孔，西装，皮鞋，黑色提包搁在脚边。为首的四十来岁，脸上堆着笑，进门先递烟，见宋清欢不接，烟又收了回去。
“宋厂长，久仰。”他弯着腰把提包提到桌上，拉链拉开，“贾厂长托我们带句话。账本的事，是底下人糊涂，误会，天大的误会。这些……”
提包里码着现金。十沓，一沓一万，票面崭新，捆钞的纸条都没拆。
“十万块，买那三本旧账。”来人笑着说，“账本物归原主，往后省纺织厂的棉纱，头一拨紧着清禾供。宋厂长，抬抬手。”
赵冬梅站在门口，看见那包钱，呼吸都粗了。十万块，够全厂工人两年的工钱。
宋清欢没看钱。她看来人，看了很久。
“贾厂长的字，我没见着。”她说。
“啊？”
“十万块买账本，得有字据吧。”她朝桌上的账本抬了抬下巴，“你们回去告诉贾厂长，让他亲笔写一张字据来，写明‘宋清欢持账本要挟，收钱十万，账本退还’，他签字盖章，我立刻收钱。”
屋里没人出声。来人的笑僵在脸上。
“他不写？”宋清欢站起来，“那就说明，这钱不是他的意思，是你们自己的意思。私吞公款行贿，加上冒用厂长名义——”
“宋厂长！话不能这么说！”
“保卫科。”她朝门口喊了一声。
陈石头带着两个人进来。宋清欢指了指桌上的提包和那两个人：“连人带钱，天亮前送到省检察院经济侦查科。钱点到厘，人看住精神。路上他们要是跑了，记工钱。”
来人脸色煞白：“你，你不收，也别送啊！这是结善缘，”
“跟蛀虫没有善缘。”宋清欢说，“送。”
两个人被架出门的时候，为首的那个回头喊了一句：“贾厂长不会放过你们！”
宋清欢坐在灯下，翻开了下一本账。
“他放不放得过我，看他自己造的孽。”她说，“冬梅，去把床底下那箱备用纸笔拿来。今晚给省纪委写材料，一笔一笔，抄清楚。抄完你自己也过一遍，”她顿了顿，“替当年那个作坊，一笔一笔地过。”
……
收网比所有人想的都快。
材料递上去的第二天上午，省纪委和检察院联合行动。原以为要等十天半月，没想到天没亮，省里就来电话，只问了三个字：“材料在？”当夜就有专案组下了地区。
省纺织厂贾厂长是在机场出口被截住的。行李箱里两本护照和一张到广州的机票，托运的皮箱夹层里，捆着来不及兑换的外汇券。
机场广播念到他名字的时候，手里的登机牌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没捡起来，手抖得捏不住那张薄纸。被带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候机大厅的挂钟，八点四十。这半辈子，头一回算错了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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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批被带走的，还有东头旧厂的马厂长。退休五年，在家里的地窖起出六坛封存的大洋和三麻袋现金。搜查的干警从坛子底翻出两本存折，户名是他小舅子。他坐在地窖口没喊冤，只嘟囔了一句：“那口箱子，埋了十几年了，怎么就刨出来了。”
省城晚报当天下午发了号外。宋清欢没买报，孙素琴买了，摆在办公室窗台上，谁进来都看得见那行标题：全省纺织系统窝案告破，涉案干部十七人。旁边的编者按里有铅字一行：八一年东头服装厂补税案，已移送复查。
孙素琴把报纸摆正了三次。第四个进来的人问要不要收走，她说：“摆着。摆到重审那天。”
……
半个月后，省工办的领导亲自登了清禾的门。
“贾厂长进去了，省纺织厂得有人接。”领导开门见山，“厂子清算，重组。五千工人，八百台机器，全省一半的棉纱产能。省里的意思是，清禾有品牌，有外汇，有现成的海外订单，这副担子，宋厂长，你挑不挑？”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赵冬梅捏着笔，孙素琴看向宋清欢。
宋清欢想了一会儿，问了一个问题：“清退多少人？”
“按惯例，三千八。老弱病残，都清。”
“那我挑。”她说，“不清退一人。全员留，按技术考核计件发薪。省里要是点头，我签字。”
领导愣了愣：“三千八百张嘴，你养得起？”
“养得起。”宋清欢说，“那些老八级工，联名信上头一排的名字，我一个没见过，可他们肯替自己厂子按红手印。肯按手印的人，我就肯养。”
领导看了她半晌，笑了：“就按你说的办。”
……
兼并大会设在省纺织厂的大礼堂。
礼堂是五十年代盖的，穹顶掉漆，座椅吱呀。五千工人挤进来，过道里站满，窗台上爬着半大的孩子。嗡嗡的议论声压了一层又一层，有人抽着闷烟，有人抱着胳膊，更多的人在等着看，这个县里来的小作坊女掌柜，怎么收场。
拖了半年的工资，谁信她能补？
宋清欢上台，没讲稿。
“三件事。”她说，“第一，不清退一个人。上到八级工，下到学徒，只要肯干，清禾全要。”
台下静了。
“第二，从今天起，按技术考核计件发薪。干多少，拿多少，账每月张榜。”
议论声起来了，像水开了锅。
“第三。”她朝台下招手，“素琴姐，发。”
财务科的桌子抬上台，成捆的现金从三个编织袋里搬出来。宋清欢看着台下：“所有人拖欠的基本工资，三个月，今天补齐。念到名字的，上台来领，当面点清。”
念名字的是厂里原来的老会计，一个老头，念到第三个名字，声音就哑了。
第一个上台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工，接过钱，数了两遍，手一直在抖。她站在台上没下去，转过身，冲着底下黑压压的人堆，忽然喊了一嗓子：
“三个月了！三个月没开张的工资啊！”
台下炸了。
不知道是谁先哭的，反正哭声连成了片。老八级工们排着队上台，领了钱不下台，一个挨一个站着，站了半排。有人带头喊了一声什么，底下跟着吼，五千人的声音把礼堂顶棚震得簌簌掉灰。
赵冬梅在台侧抹眼睛，抹完发现孙素琴也在抹，两个人谁也没戳穿谁。
礼堂外的水泥墙上，当天下午挂出了新牌子。红布掀开，八个字：
清禾实业纺织服饰集团。
从棉纱到织布，从印染到成衣，全省头一张全产业链的闭环，钉在了这面墙上。
吴秀芝的任命书是宋清欢亲手递的，集团技术副总监。她捧着那张纸捧了半天，最后小心折好，塞进了那把旧剪刀旁边贴身的口袋。
“爷。”她低声说，“咱们家，管着八百台机器了。”
梁素珍的聘书写的是终身总工程师。她看了一眼，只说了一句：“把工装车间的窗子朝南开，看布得借着日头。”
……
挂牌盛典定在月底。
庆典那天，锣鼓、横幅、剪彩的红绸都备齐了。厂门口聚了几千号人，省市两级领导站在台上，宋清欢刚接过剪刀——
一辆挂着轻工部牌照的黑色吉普车碾过人群让出的道，急刹在厂门口。
车门推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跳下来，皮包夹在腋下，快步上台，先给省市领导亮了证件，然后转向宋清欢，从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
文件封皮是白的，右下角一枚国徽印，红得发沉。
“宋清欢同志。”来人声音不高，可全场都听见了，“轻工部加急调令。国家拟组建首支中国服装代表团，赴法兰西，参加巴黎国际成衣展。”
红绸还举在半空，锣鼓停了。
“代表团团长，”他把文件递过来，“部里指定，由你带队。”
宋清欢双手接过。封皮上烫着一行小字：绝密·巴黎。
省城、港岛，一场一场打上来的路，在她眼前飞快过了一遍。
巴黎。
剪彩的剪刀还握在手里，台下几千人屏着气。她低头看着那枚国徽，半晌，抬起头，把文件夹进了腋下，抬手剪断了红绸。
彩带落地。
“备车。”她转头对赵冬梅说，声音不大，“去量体房。通知素珍姐和秀芝姨，”
她顿了一下，看向厂门口那条通往省道的大路，路尽头是通向北京的方向。
“中国第一次站上巴黎，穿什么，得从头一寸一寸地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