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纸机还在咔咔作响。
最后一截胶片咬进去，贺处长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笑意刚爬到眼角。
宋清欢从风衣内侧摸出一只巴掌大的录音机。红色，漆皮，她摘下绕了三圈红线的腕表，往桌上一放。拇指按下去，压得很稳。
沙沙两声，然后是说话声。
“老贺，这批货过省检的路子，还是你来铺。事成之后，港口那条线的分润，按老规矩，三成。”
“白老板，话说前头。真出了事，得有个背锅的。”
“背谁的锅？”
“清禾。他们自己有出口权，货是他们的渠道混进去的，这话圆得过去。舆论一起头，先把水搅浑……”
贺处长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子没掉，是手先松的。杯子磕在桌沿，滚到文件堆上，茶水洇开一大片。他往后靠，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响，人已经瘫进去半截。
“你……你什么时候……”
“你接电话的时候。”宋清欢站起来，“你背对着我，声音很大。你说，洋大人的生意，让我少管。”
她把录音机收回怀里，动作不急。
“处长，你碎的是胶卷。你刚才自己说的话，碎不了。”
贺处长的嘴唇动了动，一张脸灰下去。他伸手去够桌上那份没上报的移交记录，手抖了两下，没够着，停在半路。
“还有一件事，你该知道。”宋清欢走到门口，回头，“这份录音，连同第二批底片，半个小时前，已经上了去北京的车。央视《焦点》节目组，今晚开机。”
“你敢，”
“我敢不敢，今晚八点，你打开电视自己看。”
门在她身后合上。走廊尽头，两个穿便装的人在楼梯口站着，其中一个朝她轻轻点了下头。
……
当晚八点，新闻联播，头条。
八分钟。黑石湾的药水槽，带血的旧衣堆，缝着“清禾东方”假标的死人衣，一帧一帧，打进八亿台电视机里。解说员念到“某国际品牌在华代理人白慕堂”的名字时，省城第三中学的校医室里，那个抱孩子的母亲坐直了。她怀里孩子胳膊上的红疹印子，隔着衣袖，被镜头里药水槽的检验报告一页页对上了。报告末尾一行小字：该批次残留物取样来源，省城三中校医室。
镜头最后定格在两个画面中间：左边，假商标的金线；右边，孙素琴封存的血布标。编号对得上，针脚对得上。
全国，静了三秒，然后炸了。
省外贸宿舍楼里，贺处长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电视开着，音量拧到最小。解说员念到“某省外贸系统个别干部涉嫌庇护走私”时，他捏着遥控器的手松开了，电池盖咔哒一声掉在地上。他没捡。窗外有人家在放鞭炮，一挂接一挂，炸得他脑仁疼。
第三天，海关和公安联合收网。三十一个窝点，一夜拔完。粤东黑石湾的仓库被查封那天，工人从三口铁槽里捞出没漂完的旧衣，围观的老百姓堵在铁皮棚外，有人往里扔石头，被警察拦住了，就改口骂。
白慕堂是第七天被抓的。他的一条快艇半夜出港，想在公海换船。海警的巡逻舰从雾里压出来，探照灯打过去，他正往海里抛账本。一页都没沉下去，人先被捞上了甲板。押解上岸那天，他隔着码头的警戒线看见了一个人。宋清欢就站在警戒线外，风衣领子竖着，看着他，一句话没说。他张了张嘴，到底什么都没说出来，被从腋下架走了。
审讯记录转到纪委的当天，贺处长在办公室里被带走。他经过碎纸机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那台机器还搁在墙角，他没再看第二眼。
那个抱孩子的母亲，后来带着孩子来了清禾。孩子的红疹好了，胳膊上还留着浅印子。她什么都没买，在门店里站了很久，走的时候朝营业员鞠了一躬。
营业员没敢受，躲到货架后头去了。
……
风波没停，顺势就起了浪。
宋清欢在行业座谈会上提了一个案：全国校服与工装，统一切换天然抗菌面料，成本价供应。她自己先掏底，清禾的草木染生产线，拿出一半产能，做公益。
“洋垃圾进来的路，堵住了。”她说，“但孩子身上的衣服，得有人管着做。咱们不能等下一批毒衣裳进了门，再抓一回人。”
轻工部当场批了。三个月内，清禾的订单排到了华东六省，校服的青灰色布料进了两千所学校。有个小学生给厂里写信，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清禾服装厂收”，信里就一句话：我的新校服，我妈妈说，闻着是太阳晒过的味道。
吴秀芝把信贴在车间门口，贴了整整一个月。
……
腊月二十，厂里在准备年货。食堂门口挂起了灯笼，老张头指挥人往门框上贴春联，横批刚抹上浆糊，一辆黑色轿车碾着雪进了厂区。
车上下来的老头，穿一件不起眼的灰大衣，身后跟着两个拎皮包的秘书。传达室小刘要登记，秘书掏出一份公函，红头，编号是机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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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头凑过去瞄了一眼落款，贴春联的手悬在半空，浆糊滴在了鞋面上。
春晚总导演，到了。
宋清欢在会客室见的他。老头开门见山，皮包都没打开。
“宋厂长，长话短说。十天后，除夕。我要一套压轴华服，全场演员加主持人，能代表这个国家站起来那股劲的。批文在这儿，钱不是问题，时间不是问题，”
他看着她，一字一顿。
“问题是，只有十天。”
会客室里静了静。冬梅在门口倒吸了口气。十天，寻常一套定制礼服，光打版就得二十天。
宋清欢没问钱，没问条件。她只问了一句：“要几套？”
“主演十一人，主持六人，伴舞四十。五十七套，同一系列。”
“能接。”
老头愣了：“你不跟厂里商量？”
“厂里的人，不用商量。”宋清欢说，“秀芝姨的裁床，素珍姐的绣绷，五百个工匠的手，他们等这一天，等了三十年。”
导演走后，厂里连夜点灯。裁床从车间一直排到食堂，吴秀芝把压箱底的敦煌临摹图册搬了出来，摊开第一页，飞天裙裾，青金两色。
“就它。”老太太的手按在图上，“老祖宗给留的底子，咱们添新裁。”
第五天夜里，出了岔子。厂里唯一的锅炉房冻裂了一根管子，蒸汽断了，草木染的三十六缸青金染料眼看要凝在缸底。吴秀芝披着棉袄守在染房，叫人把全厂的热水袋、火盆、食堂的蒸笼都腾出来，一圈一圈围着缸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宋清欢来看，老太太的手背烫出两个泡，缸里的染液，保住了。
“秀芝姨，你去歇着。”
“歇什么。”老太太往缸边一坐，“我十六岁进裁缝铺那年，就盼着有今天。”
第七天，第一套样衣上身试装，巴黎那边来了消息。
海外一份时尚刊物登了评论，署名是两位“资深顾问”，措辞刻薄：东方红集团的春晚，是一次没有审美的农业大联欢；一个县城裁缝铺接下国宴级的活，是对舞台美学的冒犯。文章末尾还押了注，赌清禾的压轴服装撑不过三分钟镜头。
冬梅翻出旧报纸对了两遍，那两位“顾问”，去年收过白慕堂公关公司一笔“咨询费”。
文章传真到厂部，冬梅捏着纸冲进设计室：“姐！他们赌咱们丢人！”
宋清欢正在给一件裙裾钉最后一粒盘扣。她听完，头都没抬。
“让他们赌。”她咬断线头，“除夕晚上八点，全世界的电视机，都是咱们的秀台。”
窗外，雪停了。
裁床上，五十六套华服已经齐了，就差压轴那一套。离除夕，还有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