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天到得早,楼下的卷帘门刚拉开一半。他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等前台把灯开起来才上去。
到律所的时候,沈知行在打电话。门虚掩着,江晨没进去,在走廊上站着听了两句,说的是别的案子。等里面挂了,他才敲门。
“进来。”
桌上摆着一个牛皮纸袋,没封口。
“你要的那份在里面。”沈知行说,“我递了申请,批下来的就这些,四页。你看完放回来,我这边要存档。”
江晨把四页抽出来。前三页是那份电子确认书的正文和附页,最后一页是那份评估材料,右下角都印着页码。
“只有最后一页是你要看的。”沈知行说,“前面三页是给你对着看上下文的。”
“原件在哪儿。”
“不在我们手里。这几页是复印的。”沈知行说,“你拿它比对可以,别拿它当原件用。”
“比对什么。”
“比对它像不像公司出来的东西。”沈知行说,“公司那几版是什么样,你心里有数。这回给你个实在的,你自己对。”
“这几页里有两样东西。”他又说,“一样是它写的是什么,一样是它是什么样子。你先看后一样。”
江晨把四页按页码排好,夹进自己的文件夹。
“还有一句。”沈知行说,“这几页不能往外传,也别拍照。你要问公司那边,说形制就行,别把这几页递过去。”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问。”
“走书面。”江晨说,“只说手里有一份材料的复印件,形制跟公司的对不上,请公司核一下留存里有没有。”
沈知行看了他一眼,点了下头。“这么说可以。”
“要是公司那边说没有呢。”
“那就说明这一份不是从公司出来的。”沈知行说,“到这一步,问题就换了。”
“换成什么。”
“换成它是从哪儿来的。”沈知行说,“这一句现在还答不上,你先把前半截做出来。”
“看的时候记一下。”他又说,“哪几处、怎么不一样,趁今天写下来。过两天印象就淡了。”
出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牛皮纸袋,沈知行正把袋口折起来,压进抽屉。
路上他在车里把前面三页又看了一遍。电子确认书上那个日子他没记,估着跟案子里那份差不多;底下附着的两页,是同一批东西的抄录。他把车停在路边,把最后一页举起来对着车窗的光看了一会儿,又放下。这一页上,抬头、编号、经手,三样都没有。
回到住处是下午,楼下的快递柜响了两声,有人在楼道里上楼。他把水烧上,才去拉抽屉。
先前整理的文件夹压在里头。他把文件夹翻出来,从里面找出两样:一份收件回执,一份提交记录。这两样都是公司出的,走的是正式流程,他手里留的是复印件。
他把这两样摊在桌上,又去抽屉里拿了把尺子,把两样东西的上下边对齐,再回过头去拿那四页,把最后一页抽出来压在一旁。
对着看。
第一处是抬头。回执和提交记录的抬头是固定的三行:先一行表头,隔一行写事项,下面一行写年份。这三行在哪一版里都在同一个位置,他没见过公司漏掉一行。评估材料的顶上只有一行标题,底下空一行,直接进了栏目。
他把这一页翻过来,背面是白的,又翻回去对着灯看了一遍,没有别的。
第二处是栏目。回执和提交记录那一排,前面几栏写内容,末尾留着两栏,一栏写编号,一栏写经手。评估材料没有那两栏,栏目比公司的少两条,写到最后一栏就收口了。
他把两样东西的边距也比了一下。回执和提交记录左边留得窄,右边留得宽;评估材料两边一样宽。
第三处是收尾。公司的文件末尾都有一段固定说法,把事情收住,底下再落一行日期。评估材料末尾换了另一种写法,像外面的人自己写的一段话。
他顺手把两份的日子也对了一遍。前面那份电子确认书最后改的日子,比这一页底下落的日期早。当时在办案区,工作人员就是把这两页摆在一起指给他看的,今天他自己对着又看了一遍,还是那个顺序。
他又往下想了一层:会不会只是文件种类不一样。公司出的东西,不管哪一类,末尾都留着登记那两栏,出去的东西都要留底——这一点是他这两个月替自己捋材料时看明白的。这一页没有那两栏。
三处都对不上。
这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中间他起来续过一次水,第二杯没喝完,凉在手边。他没有马上落笔,先把回执和提交记录又翻了一遍,确认自己不是在拿记岔的样子比。两样东西在他手里压了快两个月,抬头和栏目看着眼熟,翻到末尾那一段,写法和印象里的一样。
然后他才抽出一张便签,画了一道竖线。左边写“公司的”,右边写“这一份”。
左边他填得快:抬头三行,末尾留两栏,收尾一句加日期。右边填得慢:抬头一行,末尾没有那两栏,收尾换了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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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到第四项的时候他停了停。他本来还想比一比落款的位置,可手里这几页是复印的,边距和页脚都可能跟原件不一样。他把这一项划掉,没写进去。
划掉的那一行空在那儿,他没有重写。空着的地方留着,将来谁翻到这页,都知道那儿缺一样东西。
写完他看了一遍,两边没有一处对得上。
他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想起一个说法,又把它压下去。这份东西也可能是外面某个机构出的,跟公司的本来就不一样。可这是他猜的。他把这个念头写成一句问话,在后面画了个问号,没有往两栏里写。
他在右边那一行底下添了一句:以上只跟他手里的两样文件比过。这句话写得难看,意思是他不肯把话说满——公司出过的文件他见过的不止这两种,别的时候他未必在场。
四点多,他给周振山打了电话。
“我手里有一份材料的复印件,形制跟公司的对不上。”他说,“想请公司按流程核一下留存里有没有这样一份。”
“哪几页,哪一处对不上。”周振山问。
江晨把三处说了。他没说这是哪一件事里的东西,也没说这几页是怎么来的。
那边停了一会儿。“走书面。”周振山说,“你发一句话过来就行,不用附东西。”
傍晚电话回过来,很短。
“核完了。”周振山说,“公司留存里没有这样一份,编号那一套里也没有对得上的。公司没出过。”
江晨握着手机,没说话。
“这一句是结论,别的不是。”周振山说,“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你也别先想。你要往下走,得另找东西对。”
“我没想。”
“记下来就行。”周振山说,“记一句:这一份不是公司出来的。”
“好。”江晨说。他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通话时间,很短。
挂了电话,江晨把便签摊开,把那句话写在两栏底下,一个字没改。写完又添了一行小字:公司留存未见这一份,答复只到“没有”为止。
夜里他把那几页重新收进文件夹,压在最前面。
原先他以为,是公司里有人往外递东西。递出去的东西里,有一样不在公司的留存里。
那它是从哪儿来的,谁做的,为什么里头那几行话,能跟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得上。
这三个问题他一个都答不上来。他把便签夹进文件夹,放在最前面,合上抽屉。今天做完的只有前半截:这一份不是公司出的,后半截得另找东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