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氏带来的旧工牌不能直接往残册上按。
一个是铜。
一个是受潮纸。
按下去若正好刮掉半个字，查访组就会从核人变成补纸。
档师先验工牌来源。
这块牌是魏成上一季退工后留下的旧牌。临时护岸队沿用原工号，只发过一张纸质行牌，因此铜牌留在家里，编号仍被初领名单抄用。
乔氏出示初领名单原件。
柳湾乙七四。
魏成。
三十一岁。
领取纸质行牌时，备注写“原铜牌右下磨缺，不再随身验形”。
“为什么鸦渡又记缺角？”韩守义问。
档师把两份表并排。
“鸦渡录事没见到这块铜牌。他见到的是纸质行牌，行牌照抄了原牌特征。这个缺角不是现场重新发现，是身份描述一路抄过去的。”
这降低了缺角的独立证明力。
若编号、年龄、缺角都来自同一张初领名单，它们看似三项，其实只是一项被抄了三遍。
许怀安在比对表旁画了一条线，把三者连回柳湾源头。
“不能数成三个证人。”
韩守义拿笔把三项圈成一个大圈。
“那过去那些案卷里，十张互相转抄的证明，岂不是也可能只有一张嘴？”
“要看各自从哪里来。”档师说，“十个人亲眼看见，是十个来源；十个人都说县水房曾写过一句，仍只证明县水房那张纸传得很远。”
韩守义把这句话抄进遗档协助桌的查验须知。
旧臣保存的材料很多。
以后不能再用纸张厚度冒充来源数量。
乔氏听懂了。
“那还剩什么？”
“剩它有没有抄错。”
档师为铜牌做了不接触拓影。
右下确实缺。
不是整齐剪角，而是长期撞磨后崩出两道弧口。背面乙七四的“四”只剩半竖，旁边还有一次旧补号的小圆冲。
柳湾发牌簿保存着出牌拓。
同号旧拓上的弧口较浅，小圆冲位置相同。说明乔氏手里的牌与发牌簿乙七四为同一块，后来又继续磨损。
发牌簿持有人栏有魏成的右拇指印。
乔氏不能仅凭肉眼替指印作证。
县水房调来魏成婚契上的指印副本，两份旧印在可见纹路上相合，但婚契纸粗、缺了右侧一段，只能支持同一人，不能单独承担全部确认。
再查纸质行牌发放页。
经手人还在。
他记得乙七四因为铜牌留家，临走时多写过一句：“若转工，按号查柳湾户。”
偏偏这句话没被鸦渡残册抄到南下联。
编号走了。
回家的路没走。
韩守义的脸色越来越沉。
“一个人为何要靠这么多半张纸才能证明自己是谁？”
“因为每张纸当时只想管眼前一步。”许怀安说，“柳湾管发人，鸦渡管上船，桩船管送到哪，药棚管收伤者。谁都没把通知家属当成自己必须完成的最后一步。”
乔氏一直没插话。
等比对结束，她问：“现在能说残册里的魏城是魏成了吗？”
许怀安没有立刻回答。
身份核验人逐条念结论。
原始柳湾初领名单明确登记魏成与乙七四。
鸦渡残册的年龄、来源、编号、转工日期与乙七四行牌链一致。
柳湾另一个真实魏城的年龄、工号与路线均不符。
名字差异可由口述同音和转抄解释，但录事记忆不能单独证明。
综合现有来源，可以把鸦渡残册这名“魏城”确认修正为魏成，并保留原误写与修正依据。
确认前，身份核验人又做了一次反向检查。
若假设残册里的确是另一个人，就要同时出现第二名三十一岁的柳湾临工，使用乙七四号，沿同一调令南下，还带着同样的家乡描述。
现有柳湾名册、户册与临工账里没有这个人。
“没有查到”不能单独证明绝不存在。
但与正向证据合在一起，已经足以排除合理的同名替代，不必为了追求绝对不可能而把家属永远留在待查。
不是“高度接近”。
这一次可以确认。
乔氏看着那块工牌。
“那人找到了？”
“名字找回来了。”许怀安说，“人最后到了哪里，还要查南陂收治册。”
乔氏点头。
她没有要求把“确认身份”提前写成“平安在世”。
档师把铜牌装回原来的布袋，当面称重、封口、写归还时辰。它仍归乔氏，不因成为证物便自动收进谁的功劳柜。
她接过布袋时，韩守义问要不要派人护送回家。
“不用。”乔氏说，“我带它来过三次，路认识。”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残册。
“魏成的成，替我写大一点。”
文书在修正栏里写下“成”。
没有涂掉原来的“城”。
错字留着，才能说明这十一个月的人为什么一直没被找到。
正确的字写在旁边，也终于不用再躲在泥痕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