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熥在湖广境内又走了五天，把沿路的几个县都看了一遍。
他发现的情况跟江南差不多，但手法更粗糙一些。江南的乡绅分户避税至少还做了几份像样的田契，湖广这边有些地方连田契都没换，只是把田册上的数字改小了，一亩写成八分，一顷写成八十亩。也有几个县做得更直接——官绅一体纳粮的告示贴在县衙门口，但告示旁边还贴了一张“本地田赋旧例”，上面写的还是洪武年间的规矩。两张告示贴在一起，百姓看了不知道该信哪一张。
朱允熥把这些都记在杂记里，然后决定继续往西走。他改了路线，不走原定的官道，转而往西北方向走，打算从湖广入河南，再从河南入山东。他想看看北边的省份是什么情况——南边是商税和官绅一体纳粮的试点区，做得好看些是自然的。北边没有商税试点，官绅一体纳粮也是最近才铺开的，那里的真实情况恐怕比南边更粗糙。
从湖广入河南走了六天，过了襄阳府之后进入南阳府地界。南阳府在河南西南，田多地广，但地势比江南平坦，人口也稀一些。朱允熥在一个叫新野的小县城外面停下来，带着李景隆和两个军校学生进了城。县城不大，主街只有一条，两旁的铺面有一半关着门。他找了间茶铺坐下来，听了半天，听到的比湖广更直接——一个老汉在茶铺里跟旁人抱怨，说县里新来的书办把他家的田亩数多算了两成，他去县衙问，书办说“田契上写的就是这个数”，他拿田契出来看，发现上面的数字被人改过，墨迹比旁边的深一些。他去问里长，里长说“你拿旧契来，旧契不作数了，以新册为准”。
朱允熥听完之后没有动。他坐在角落里把那碗茶喝完，站起来走出了茶铺。李景隆跟在后面，低声说：“殿下，这地方的事比南边更明目张胆。”朱允熥没有接话，沿着街面走了一段，看见县衙门口果然贴着两张告示——一张是官绅一体纳粮的新法，另一张是“本县田赋旧例”。他站在告示前面看了一会儿，发现“旧例”那张的落款日期是今年二月，比新法的日期还晚几天。也就是说，新法下来之后，县衙又贴了一张“旧例”上去。
他没有进县衙，也没有去找当地官员。他在城外找了一处客栈住下，当晚把白天看到和听到的事记在纸上。记完之后他坐在灯下想了一阵——河南是周王朱橚的封地，虽然朱橚自己不在开封，但他的儿子朱有炖留在了封地。若河南的事有问题，周王府知道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他让廖权带着仪仗继续往北走，自己和李景隆换了路线，从新野往东走，打算从河南入山东。走了三天，过了归德府，进入山东境内。山东的情况跟河南又不一样——山东没有大藩王坐镇，地方官全靠朝廷直接管。朱允熥在兖州府下面的一个小县停下来，进了一间粮行，假装买粮，跟粮行的掌柜聊了一阵。掌柜说山东今年的田赋比去年重，但“不是朝廷加的，是县里加的”。朱允熥问“县里怎么加的”，掌柜说“县里说要修河，让每家每户多交一成，但修河的事说了半年了，河工还没动”。
朱允熥从粮行出来之后没有再往前走。他在客栈里把这几天的见闻整理了一遍，列了一张单子——湖广、河南、山东三个省，他走过的地方有八成以上的州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地方是官绅分户避税，有的地方是田册被篡改，有的地方是地方官私自加征，有的地方是告示贴了不执行。这些问题在江南被藏得深一些，在北边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
他把单子收好，写了一封密折给朱标。折子里没有用“儿臣”开头的客套话，直接写了结论——“官绅一体纳粮的旨意在江南和湖广部分州县已经落地，但在河南、山东等地大多走了样。地方官吏和本地大户互相勾连，利用分户、改册、私加等手段继续规避。锦衣卫在各府的密报与实际情形不符，似有人从中拦截或压报。儿臣建议：第一，从户部和都察院抽调人手，组成核查组，不通知地方，直接下去查原始田契和租佃契约；第二，密查锦衣卫江南和湖广的暗桩，查清是谁在压报；第三，将查出的典型案例公开处置，震慑其余。”
折子写完之后他让廖权派了两拨人，分两路送回京城。他把折子交给侍卫的时候说了一句：“走小路，不要走驿站。直接递到乾清宫，不要经过通政司。”
侍卫走了之后，朱允熥站在客栈的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灰蒙蒙的天色。山东的初夏天黑得晚，街面上还有不少人在走动，有推车的，有挑担的，也有蹲在墙根底下闲聊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回案前，把今日记的杂记又翻了一遍。翻到最后一页时他停了一下，提笔在末尾添了一行字——“锦衣卫的事，回京之后当面跟蒋瓛说。”他把笔搁下，合上本子，吹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