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芳把徽州府的公文推到赵文远面前的时候，脸上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为难。
“赵大人，徽州府歙县有个叫帅嘉谟的，递了呈文，说徽州府每年缴的‘人丁丝绢’税，本该六县分摊，两百年来却全是歙县一县在扛。数额不小，每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折银六千多两。这事闹到南京都察院，都察院转到了巡抚衙门。下官思来想去，清田的事赵大人最熟，这丝绢税说到底也是田赋的事，赵大人去徽州走一趟最合适。”
赵文远翻了翻公文，心里头跟明镜似的。李春芳主动交了田，保住了乌纱帽，可心里那口气没顺——他不敢明着跟赵文远翻脸，就找了这么个由头，把他支到徽州去。徽州府那地方，六县为了税赋的事吵了两百年，谁去谁沾一身泥。李春芳这是让他去趟雷。
赵文远还没开口，李光耀先在他梦里骂上了：“李春芳这人，胆子小，心眼倒不少。他自己不敢碰徽州的事，让你去。徽州府那六个县，歙县说自己冤枉，其他五县说自己更冤枉，你去了帮谁都是错。”
赵文远在梦里叹了口气：“君上，那下官不去？”
“去。怎么不去？”李光耀蹲在他梦里的公案上，拿手指头蘸着茶水画了个圈，“李春芳让你去，是给你挖坑。可坑里头有真东西——人丁丝绢这事，表面上是六县吵架，根子上跟周思敬、张永年一个路数。你先去徽州，把账查清楚。我今晚先去徽州府衙蹲着，看看那本账到底怎么回事。”
赵文远到徽州那天，天阴着。知府衙门里冷冷清清——前任知府已经挂了印，据说回老家“待参”去了。接印的是个姓范的同知，见了赵文远就倒苦水：“赵大人，这案子下官接不住。歙县的人天天来闹，其他五县的人也天天来闹，下官夹在中间，两头挨骂。”
赵文远没急着开堂，先去了趟歙县。他在县衙门口碰见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瘦瘦小小的，蹲在台阶上拿根树枝在地上画圈，旁边围了一圈人，他谁也不理，嘴里念念有词：“八千七百八十匹，折银六千一百四十五两。六县均摊，每县一千零二十四两出头。歙县独扛，多扛了五千一百二十两。两百零三年，累计多扛一百零四万两。账不对。账从一开始就不对。”
旁边一个老汉拽了拽赵文远的袖子：“大人，这就是帅嘉谟，我们都叫他帅呆子。他算账算魔怔了，天天蹲这儿念叨，谁跟他说话他都听不见。”
赵文远走过去，蹲在帅嘉谟面前：“帅嘉谟，本官赵文远，奉巡抚衙门之命来查丝绢案。”
帅嘉谟抬起头，眼神直愣愣的：“你查不查，账都在那儿。徽州府户房的账册，隆庆三年的底册，洪武二十四年的原册，我都翻过了。歙县的夏税生丝条目底下，多了一笔‘人丁丝绢’，数字刚好对得上六县均摊的总额。其他五县的册子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我算出来的，是账上写着的。”
赵文远看着他，忽然想起李光耀在梦里说过的一句话——“这人跟账本较劲，不跟人较劲。好办。”
当天晚上，李光耀钻进了徽州府衙的户房。户房的架阁库里堆满了历年的税粮册子，灰尘厚得能写字。他翻了半宿，翻出一本隆庆三年的底册，跟帅嘉谟说的一对——歙县册子上多了一笔人丁丝绢，其他五县册子上没有。他又翻了翻户房书吏的交接簿，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徽州府户房的掌案书吏，两百年来一直是那几家人轮着做，姓吴的、姓汪的、姓程的，全是休宁和婺源的大族。
李光耀蹲在架阁库的房梁上，跟玄甲嘀咕：“你看见没？户房管账的人，全是其他五县的。他们把歙县多扛的那笔税，在账上做平了，其他五县账面上干干净净，实际上少交了两百年。这跟周思敬隐匿田产是一回事——账面做平，底下偷钱。”
第二天一早，李光耀把这事托梦告诉了赵文远。赵文远醒来之后，没急着开堂审案，先把徽州府户房的几个书吏叫来，让他们把隆庆三年的底册和洪武二十四年的原册一起抱到堂上。书吏们面面相觑，抱来了。赵文远翻到歙县那一页，又翻到休宁那一页，把两本册子并排放在帅嘉谟面前：“帅嘉谟，你算给本官听。”
帅嘉谟蹲在地上，拿手指头点着册子上的数字，算了一遍。算完了，堂上鸦雀无声。户房那几个书吏脸色发白——帅嘉谟算的没错，账面上歙县多了一笔，其他五县少了对应的条目，一进一出，刚好对得上。
赵文远把册子合上，看着那几个书吏：“这账，谁做的？”
没人吭声。
赵文远也不逼他们，转头对帅嘉谟说：“帅嘉谟，本官给你纸笔，你把这两百年的账从头到尾写清楚，一笔一笔算明白。写完了，本官替你递到南京都察院。”
帅嘉谟抬起头，愣了半天，忽然问了一句：“大人，你信我？”
赵文远看了他一眼：“本官信账。账对了，人就对了。”